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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帝之国和恶的解脱（第7页）

要是缺少与为人谋幸福的思想的实际联系，理论认识只会索然寡味，以致失去任何一点真理价值，活该被取缔。

基督的世纪在轻视自然科学对于人的价值这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曾被君士坦丁大帝选作他儿子太傅的拉克坦提乌斯直截了当地问过，就算他知道尼罗河发源于何处，知道物理学家们关于天空胡诌些什么，他又会得到什么益处呢？现在请您来回答回答他这个问题吧!如果说我们重视柏拉图哲学超过了其他任何哲学，那就是因为它不以认识自然，而以认识上帝为务。

我向您担保，人类正准备回归这种观点，正在认清真正的科学其任务并不在于追求那些无益的知识，而在于根除那些有害的东西或者在思想上无意义的东西，并且一句话，显示出直觉、分寸和选择力来。

认为教会维护黑暗、反对光明的看法是幼稚的。

它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告，那种对于认识的‘缺少前提的’追求，也就是不顾及精神、不顾及争取幸福的目标的追求，应该受到惩罚；而真正将人类引向了黑暗，并将越来越深地引向黑暗的，恰恰是那‘缺少前提的’、直接违反哲学真理的自然科学。”

“您这是在宣传实用主义。”

塞特姆布里尼反驳道，“您只须将它运用到政治中去，就可以看出它的全部危害性。

只要有益于国家，就好，就正确，就合理。

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尊严，国家的权力，就是道德的准绳。

太美啦!这样一来，对任何罪行都大开了方便之门；至于人间的真理，还有正义、民主——它们只好自找存身之处……”

“请容我为咱们的讨论增添一点逻辑性吧。”

纳夫塔道，“一种可能是，托勒密和经院学者们所言不虚，世界在时空两个方面都有穷尽。

这样，神便是超验的，上帝与世界的矛盾将永远保持，而人也同样是二元的存在。

灵魂的问题在于感性与超感性的矛盾，一切社会性的问题都远远地落在后面，沦为第二等的了。

但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您那些文艺复兴的天文学家找到了真理，宇宙是无限的。

这样，就不存在超验的世界，不存在二元论；此岸容纳彼岸，上帝与自然的矛盾将会消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格也不再是两种敌对原则的战场，而将和谐与统一；于是乎人间的矛盾只会产生于个人或大众的利害冲突，国家的目的，按纯粹的异教观点，就会成为道德的准则。

要么是这种可能，要么是那种可能。”

“我抗议!”

塞特姆布里尼大声疾呼，同时胳膊一伸，把他的茶杯塞到了纳夫塔面前，“我抗议您肆意诋毁现代国家，把它说成是对个人的奴役!我还要抗议，抗议您企图置我们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在普鲁士主义与哥特式反动思想之间做出选择!民主除去以个人主义修正国家专制主义，别无其他含义。

真理和正义是个人德行的王冠宝石；在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它们甚至可能看上去变成与国家敌对的力量，实际上呢，它们注意的却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说得更大胆些——超现世的福祉。

说什么文艺复兴是神化国家之源!好一个放屁逻辑!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功绩——我要强调这个词的本来意义：功——绩——那就是个性，人权，自由!”

两位旁听者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据理力争时都屏住呼吸，这时才舒了一口气。

汉斯·卡斯托普甚至忍不住在桌子边上击了一掌，虽然相当节制。

“太棒啦!”

他透过牙齿缝轻声叫起来；连约阿希姆也露出极为满意的神色，尽管塞特姆布里尼顺带抨击了普鲁士主义。

可随后两人又都把脸转向刚刚被打退的玄学大师，汉斯·卡斯托普更显得急不可待，竟像狂欢节晚上看人家玩瞎子画猪那样，用胳膊肘撑着桌面，用拳头托着下巴，紧紧盯着纳夫塔先生的脸，神情异常紧张。

纳夫塔却双手垂在怀中，静静地、不露锋芒地坐在那里。

他说：

“我试图给咱们的讨论引进一点逻辑，您却以慷慨激昂的大道理作为回答。

文艺复兴使世界上产生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这事实鄙人多少有些了解。

不过，您那‘本来意义的’强调我却不以为然，因为您理想中‘战斗的’、英雄的世纪已成为过去；这些理想早就死了，充其量今天还在做最后挣扎，最后将给予它们致命打击的拳头已经攥起。

您自称革命者，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

可是，如果您相信未来革命的结果是自由，那您就错啦。

自由的原则早在15世纪已经实现，现已过时。

今天，教育学如果仍以启蒙的女儿自居，仍视自我的批判、解放、修养以及某些特定生活方式的瓦解为其教育手段，这样的教育学即使还能暂时取得论争的胜利，它也终将落后于时代，这对明眼人来说是不会有任何怀疑的。

一切真正的教育团体历来都清楚，任何教育学实际上追求的无论何时都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绝对命令，就是铁一般的约束，就是纪律、牺牲、自我否定，就是个性的泯灭。

归根结底，以为青年喜欢自由意味着对青年缺少爱心，意味着对他们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