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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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最近的那几笔存款，“爱国纪念物”

银行账户上的款额达到了十七万六千法郎。

阿尔贝快速地计算了一下，必须再玩下去，骗下去，不要安排太大量的支出，但是，在这家银行中，有着如此大数量的往来业务，白天，要转进转出七八百万的账目，也不是什么罕见现象，而由一大批巴黎的商业机构以及大百货公司存入银行的钱，每天都会在四十万到五十万法郎的范围内浮动，有时候甚至还会更多。

从六月底开始，阿尔贝活得就不再自由自在了。

早上才起来，他就已感觉很疲惫，累得简直就像刚刚攻打过一个德国人的堡垒，但他还是忍着一次次的恶心，带着一种即将崩溃的状态前去上班。

就算是，在银行门前的广场上，司法机构已趁着黑夜竖立起了一个断头台，准备当着以佩里顾先生为首的银行所有职员的面，未经审判就砍下他阿尔贝的脑袋，他恐怕也不会感到惊讶的。

整个白天，他都处在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中，迷迷糊糊的，种种嗓音传到他耳中，他要延迟很久后才能听明白；当人们跟他说话时，得穿越他那堵厚厚的焦虑之墙。

阿尔贝会那样瞧着你，仿佛你用一把消防水枪把水柱喷向了他似的。

他一开口总是这样的一句：“嗨，怎么着？”

人们再也不会太注意他，大家都了解他。

上午，他会把头一天收到的那些付款都存入“爱国纪念物”

的账户上，而在淹没了他整个大脑的蒸汽般的模糊中，他试图算清楚他将提取出的现金的总数。

然后，中午休息时分，当工作人员开始轮班交替的时候，他便利用每一次经过办事窗口的机会，用一只狂热得颤抖的手签下儒勒·德·艾普尔蒙的姓名，完成他的取款手续，做得天衣无缝，就仿佛真的是那位顾客在午餐时刻亲自来到了银行。

钱款一旦提取出来，他就把现钞塞到他的包里，如此，下午刚开始时，那个包就变得胖鼓鼓的，体积膨胀到了上午时的四倍多。

傍晚，有过那么两次，一次是走向银行出入口的旋转门时，有一个同事叫住了他，还有一次，是因为他以为在某个顾客的目光中发现了某种怀疑，他尿了裤子，因此，他不得不叫上一辆出租车送自己赶紧回家。

另外还有几次，在离开银行前，他伸出脑袋去瞧人行道，只是想证实一下，早上还没有出现的断头台，现在是不是已经在他要经过的那个地铁站前面竖了起来，这事情，谁都说不准呢。

大多数员工都把背包用来装他们的午餐便当，而阿尔贝的背包，那天晚上装的是九万九千法郎的大面额钞票。

为什么不是十万法郎呢？你在想，这兴许是一个迷信的问题，但我可以这么说，根本不是的：这是一件有关风度的事。

这是一种美学—会计的美学，必须相对看待—但毕竟还是一种美学，因为，加上这样一笔钱，“爱国纪念物”

可以扬扬得意地自夸，说他们骗取到了一百一十一万一千法郎。

对阿尔贝，所有这些前后排列在一起的数字“1”

，实在是太漂亮了。

由爱德华确定的最少数额就这样被大大地超越了，对于阿尔贝，从个人名义来说，这是胜利的一天[12]。

眼下，已经是七月十日了，他已经向他的上司请了四天的国庆节特别假，从第二天开始休假，那样，到了七月十五日银行重新开门的时候，假如一切正常，他就已经乘上了轮船，前往的黎波里了，今天，也就是他在银行的最后一天。

就像是在1918年的停战之际，活着走出那一场生死历险，这让他实在惊愕得有些目瞪口呆了。

换了另外一个人，恐怕会以为自己是不死的神仙。

但是，阿尔贝无法想象自己还有第二次幸存的机会；尽管，上船前往殖民地的时刻正在一天天地逼近，他还是没有完全彻底地相信这件事。

“马亚尔先生，下星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