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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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每天都是。

我们的议员在这一领域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想象力，正是那些对税务问题、移民问题还不甚了解的议员。

选举人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他们会把这一创造性用于就业问题。

请理解成：失业问题，因为在法国，这两个词差不多就要成为同义词了”

。

安德烈把文章交给主编时，似乎感到有一股令人陶醉的春风正扑面而来，他进入了新闻界。

一想到将要认识他的同事们，他就有了一种掺杂了些许焦虑的自豪感。

他并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面对一个由报纸老板强行塞进来的专栏作家，有人会有一丝丝的嫉妒心作祟，干扰最初的同事关系，但是那些因素会很快被忘却，专业上的博爱首先是建立在职业的严谨性之上的，而团队精神会迅速地扫**个人小小的意气用事。

“我是……”

安德烈壮着胆子说。

“我知道您是谁。”

编辑部的头头回答道，转过身来朝向他。

“我带来了……”

“我知道您带来了什么。”

整个大厅笼罩着一种充满了……排斥的安宁。

进入到安德烈脑子中的，正是“排斥”

这个词。

“把它放在那里。”

主编指了指一个篮筐，仿佛是在请他投下一份垃圾。

安德烈不知道什么才是正当的反应，他发现他实际上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于是，开始了一个很长时间的焦虑阶段，他是不是惹他们不高兴了？他犯了什么错吗？编辑会不会读他的文章呢？更糟糕的是，他还要自己来改文章吗？

他的专栏文章刊登出来了，第三版的最下方，没有删节，就是他交去的稿件原样。

带有他姓名的首写字母。

但是，早先被他理解成排斥的那种情绪，被迅速证明是纯粹的敌意。

报社中，没人跟他打招呼，他一来到，人家就不再说话了，不止一次，会有一杯咖啡洒到他的裤子上，他会在洗手池里找到他的圆顶帽，真是太可气了。

这一可怕的考验从九月份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年的四月。

八个月的侮辱和挫伤，他不但大受其害，而且被人嗤笑。

一个女打字员觉得安德烈还蛮对她的口味，便悄悄告诉他说：

“一个人工作却没得到报酬，在这里，可是根本就被人瞧不起的……”

很快，他就只是等到下班前的最后几分钟才悄悄来到报社，在篮筐里匆匆放下他的文章，他也已经明白，这篮筐本无别的用处，就像一个特地为鼠疫患者而保留的地方，专门用于接收一下没有人愿意来碰的东西。

假如他不是一贫如洗，而是存有一点点钱的话，他说不定就会雇一个跑腿的来替他送稿件了。

他向儒勒·基约多打开了心扉：

“事情马上会过去的，您别太担忧!”

这老头子说，他对手下人的纷争总是感到很开心。

就会过去的，带着一份工资，安德烈真想这样回敬他一句，但是他不敢。

他在报社内部所遭受的那种排斥，跟他的专栏文章在社会上受到的看重恰成反比。

拉辛美汤餐厅的侍者们从来都忘不了对他表示祝贺，比如说，年初的那一次，当他那篇关于查理·卓别林的著名文章发表之际，情况便是如此。

犹太人查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