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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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很理解他母亲。

他们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他们节衣缩食，粗茶淡饭，对于他们来说，前往柏林的一次旅行实在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正因为索朗日的登台演出越来越少了，他才格外盼望能再一次去听她的演唱。

“你的朋友很皮（疲）劳，我的小宝贝，她巨（拒）绝了一些日程，她取消了另一些日程，你的这个索朗日已经是一个老驼（陀）螺了，你知道……”

当保尔这样抱怨她时，她恐怕很喜欢被人如此抱怨：“您有理由好好地休息。

假如您感到累了，那是因为您一心想让所有人都开心，哪里有人邀请您，您就去哪里演唱。

不过，有时候，学会拒绝也不是一件糟糕的事。”

这句话，他是很机械地写下的，因为它在他的脑子里转悠了很久很久。

某种情绪在他心中翻腾，他却不知道那是什么。

当他在报纸上读到，一个名叫凡·德尔·卢贝的荷兰共产党工会积极分子，在二月二十七到二十八日的夜间，也就是在德国选举的头一夜，放火烧了柏林的国会大厦[12]，他开始明白这一情绪究竟是什么了。

保尔看到了这一庞大建筑熊熊燃烧的形象，读到了警察头子赫尔曼·戈林针对共产党人策划的一个宏大恐怖计划的报复声明。

保尔并不太明白德国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不难看出，那里的氛围有些严峻。

离选举只有几天，社会民主党的报刊被禁止出版半个月，有两百个人被逮捕，宪法中关于个人自由的几个条款被悬置在一边，三万个佩戴纳粹十字符号的辅警被派出来维持秩序。

早上发给他们一个袖章和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晚上发给他们三马克的钱。

三万人聚集在体育宫，聆听总理希特勒讲他的种族主义政策，这显然大大地震**了欧洲的这一边。

很奇怪的是，有两个小事件打击了保尔。

由一个荷兰俱乐部组织的一出戏剧演出和一场盛装舞会在柏林遭到禁止。

他实在很难把这些信息跟索朗日的满腔热情联系在一起思考，她从正在休养的瑞士城市卢采恩给他写信说：“我在洗温泉，我正（整）天都在那里。

但我在继续工作，你可知道吗？准备柏林的这次重大演唱会，时间还不算太晚。

顺便问一下，你亲爱的妈妈这次真的就不让你来了吗？我希望，该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吧!你该不会对你的老朋友包（保）守这类秘密的，是不是？为了柏林的演唱会，我正在考绿（虑），节目单怎样包含最有德国特色的、最出人意料的东西，并不是所有人每天都能听到的东西。

但是，必须要尽快。

并且订制一套布景!”

她还在信里附上了几张法国和外国报纸的剪报，那上面大肆地宣扬她今年秋天的德国之行：“加里纳托将为希特勒演唱”

“索朗日·加里纳托将在柏林赞美德国音乐”

……

保尔的怀疑一直有增无减，三月中旬，他从报刊上读到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一项法令，它要求解散相当数量的不愿意讨好新制度的音乐协会。

在一个以喜爱音乐而闻名于世的国家中，有人却在打击为音乐而努力做贡献的种种运动，他实在有些弄不明白。

而恰恰正是在那里，索朗日竟然要兴高采烈地前去登台演出。

保尔质疑起了自己。

有些事情超乎他的想象。

通常，在这样的情境中，他会转身向他的母亲讨主意，但是，首先，两个女人之间微妙的敌对关系最好还是留在她们之间，除了这一点，他还觉得自己应该谨慎行事，毕竟小心为妙嘛，谁知道呢，太深奥了……他有些害怕，担心索朗日的演出计划不是一个好主意。

安德烈拖着双腿，前往蒙泰-布克萨尔的家。

这一类的邀请实在不太好拒绝，真是一番苦役，还是一番考验。

安德烈进入了一套巨大的公寓中，配有一个满是藏书的书房，除了图书，里头还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品，令人印象深刻，版画啦，小摆件啦，简直就是一个珍玩铺子。

所有这一切向他显示出，那全都是他渴望拥有的，希望成为的，但同时，它们离他似乎又是那么那么遥远。

他把半边屁股坐到长沙发上，准备一有机会就溜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