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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四伏的西行之路（第1页）

危机四伏的西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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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夏，兵科给事中傅安在对这场严重的外交事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踏上了生死未卜的西行之路。

傅安是河南太康人，出身低微，因此，其生辰年月都不详。

他在明初任南京后军都督小吏，后历四夷馆通事、舍人、鸿胪寺序班，这在当时都是被其他读书人看不起的偏门职业，因此，傅安的仕途也比较惨淡。

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他才做到正处级干部（兵科给事中，正七品），但是在四夷馆当通事期间，傅安学会了当时在中亚和西亚通行的上层语言波斯语，为他的出使打下了基础。

当时，明朝定都南京，西北边境经常受到北元残存势力的骚扰，大小官员都视西行为畏途，因此，出使帖木儿帝国这种苦差事就落到了出身小吏的边缘人傅安的身上。

傅安一行出发之时，帖木儿正在入侵格鲁吉亚，并在那里进行大肆杀戮和破坏

因为北元的骑兵依然游**在蒙古高原，因此，傅安一行人不得不走艰险的南路进入西域，他们自酒泉出嘉峪关后，“西行八百里，抵流沙（今新疆罗布泊附近白龙堆沙漠）”

，又“西北行二千余里，至哈梅里（今哈密）”

，再“西涉瀚海（大戈壁）……行千三百里，至火州（今吐鲁番）”

，之后再行两千里，到亦剌八里（今伊犁），出伊犁后再西行三千里，终于到达了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

这条路线相当迂回，几乎从南向北纵穿了西域，全程近万里，途中还有无数充满死亡危险的戈壁沙漠，可谓一路艰险。

然而，傅安并不知道，更大的危机正在前方等着他们。

波斯史学家毛拉那·谢里夫丁·阿里所写的《帖木儿武功记》记录了傅安一行人来到帖木儿帝国的场面：“1396年冬，帖木儿在西红河（锡尔河）畔乞那斯城度冬时，契丹国皇帝唐古司汗（Tanghuskhan）之大使至，携带珍异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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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细密画中明朝使臣觐见帖木儿帝国君主的场面。

经笔者考证，这三人并非傅安等人，而是帖木儿之子沙哈鲁时代的使臣，但场面应该差不多

按照傅安等明朝使节的理解，既然帖木儿已经在国书中自称“臣帖木儿”

“臣国中部落”

，那么明朝对帖木儿自然要按臣子之礼而待，他们完全不知道那封文采飞扬的“国书”

已经把双方置于一个国际大玩笑之中。

更重要的是，就在傅安长达一年的漫漫旅途中，帖木儿已经在与脱脱迷失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攻陷了金帐汗国的首都萨莱（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西北），并追击脱脱迷失至奥卡河畔的梁赞。

此时，帖木儿在西方最强大的对手奥斯曼帝国苏丹“雷霆”

巴耶塞特一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对欧洲的战争，立志夺取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无暇顾及与帖木儿的纠纷。

在明朝使团到来的1396年冬天，帖木儿帝国西、北、南三面的威胁都已解除，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对明朝的态度自然也发生了变化。

帖木儿在俄罗斯与曾经的盟友金帐汗国可汗脱脱迷失展开轮番大战，并决定性地击败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