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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欧洲和大革命17881791（第1页）

第七章欧洲和大革命（1788—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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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让整个欧洲感到意外。

诚然，在18世纪80年代，所有有文化的欧洲人都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动**的、藐视权威的时代。

美国已经摆脱了英国的统治，爱尔兰也曾反抗英国人的权威。

在荷兰共和国，自称为爱国党人的人正在为夺下奥兰治亲王手中的准君主权力而斗争。

不过，如果说有哪个大君主国不久之后定会崩溃，那不会是法国的波旁王朝，而是哈布斯堡王朝。

约瑟夫二世，这位躁动的、令人捉摸不定的皇帝，正在对他的德意志领地进行莽撞的大修，以创建一个合理高效的军事专制主义体制。

到18世纪80年代中期，他把注意力转向更为外围的领地，即匈牙利和南尼德兰，但这两个地区很快就陷入动**。

对于所有新出现的动向，法国的外交官们都予以积极的鼓动。

没有法国的援助，美国的独立可能不会如此迅速地取得决定性的成功。

荷兰的爱国党人运动同样给奥兰治家族与英国人重建长达一个世纪的联盟造成了障碍，而这个联盟已于1780年破裂，所以，爱国党人可以依靠凡尔赛的任何支持。

而且，一切迫使约瑟夫二世关注国内事务的做法都会受到欢迎，只要这些做法能抑制他的国际冒险。

但是，作为境外反叛者的朋友，韦尔热讷在国内却是个坚定的权威主义者。

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满怀信心地看着他施展君主国际影响力的外国观察家，都没有发觉他足下的大地正在崩塌。

然而，在他于1787年2月死后仅仅6个月，法国也陷入了动**。

国内危机开始削弱法国的国际地位，第一个征兆出现在1787年9月，当时法国无力恪守对荷兰爱国党人的许诺，允许普鲁士人进入这个共和国粉碎爱国党人的运动。

欧洲各国内阁都注意到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而且产生了幸灾乐祸的自得感。

英国驻海牙大使写道：“如果上帝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惩罚他们的罪过，我该如何赞美神的正义呢!”

[1]上帝显然这样做了。

在随后的四年里，法国人越来越致力于国内事务，他们的国际影响力也随之衰退。

许多世纪以来，外交关系的处理可以首次不必考虑法国的想法和做法。

法国人无法恢复财政或实际事务的稳定，这种显而易见的无能让其他欧洲人感到震惊或高兴，至少到1789年夏天还是这样。

直到那时，很少有旁观者理解整个事态的发展。

但是，当巴士底狱被攻陷时，整个欧洲大陆似乎突然同时明白了法国局势发展的意义。

巴士底狱是座国家监狱，它被攻占标志着臣民推翻了专制主义，而这些人直到此刻还不知道国王统治之下居然还有自由。

这个消息在被渲染之后造成巨大震**。

所有欧洲人都涌向书店和读书室，为得到最新的消息而吵嚷着。

一位德国女士写道：“我好想看到这些重大的好消息，但不知道去哪里找刊登这些消息的读物。”

[2]德国文学界的领袖人物几乎一致欢呼法国的事件。

康德和赫尔德等哲学家，克罗卜施托克、荷尔德林和维兰等诗人，得知消息后都欣喜若狂。

即使那些更具怀疑精神的人，如歌德和席勒，一开始也是热情欢迎来自法国的消息。

里歇尔和更喜欢冒险的德国人还前往巴黎，亲自考察那里的新自由。

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个人后来成了名人，他就是富裕的普鲁士贵族阿纳卡西斯·克鲁茨，他在1785年离开法国时发誓不再回来，除非巴士底狱陷落。

巴士底狱被攻陷时，他正在西西里，随后他急忙回到法国，投身他一直梦想着的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