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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反革命（1789—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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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罗纳宣言》对政治现实的态度一贯是顽固而盲目的，不分青红皂白。

这份宣言是反革命的整部历史的典型体现。

作为一场运动，反革命就在它有了一场革命可以反对的时候开始了。

诚然，一旦爆发，反革命运动便在1789年之前的保守思潮的广阔范围内为自己寻找理论依据。

但是反革命运动也参与新体制的创建工作，而其本身也诉求了新的理论依据，着眼于将这些张力融入反革命的视野当中。

因此，直到1789年6月的第三周，即第三等级和一些来自外省的教士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宣称主权的时候，一种配得上反革命名头的东西才真正出现。

6月23日的御前会议，内克设计的一份向民众妥协的改革方案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王后、阿图瓦以及那些有同感的大臣们加以修改。

御前会议是第一次企图阻止革命，并扭转其成就的重要尝试。

那时，路易十六宣布的计划并非没有对革命精神作出让步。

他保证如没能取得共识，便不能征税，三级会议要定期召开，取消强制委托权，确保个人和出版的自由，也保证了一系列关于财政、行政和司法的改革。

但是贵族代表听到这些时笑了，这说明在三个等级分离的背景下，他们要维持自己那种引以为豪的特权和封建权力，并拒绝那些重大的改革要求。

这些要求是前一周由第三等级代表就国家主权提出的，这些都表明他们认为革命的航标必须扭转回来。

在革命年代此后的岁月里，6月23日的计划其实也是那些领导反革命军队的亲王认为他们掌权后也会接受的方案。

这些亲王的很多追随者并不愿采取这样的过激行为，他们想要彻底复辟旧制度。

此外，他们也很不喜欢那些事后叛变反革命阵营的人，讨厌那些一旦落败便会倒戈投降、从内部瓦解的人。

从一开始，反革命就不见得比它所反对的大革命更加团结。

虽然第三等级对他们不信任，国王在御前会议之后的立场也更加不坚定，但是王后和阿图瓦这一派从没有放弃过重掌大局的希望。

但是7月14日以后局势就不同了。

的确，正是这些人阴谋赶走了内克，而内克的下台又激发了民众的暴动，巴士底狱的陷落便是这一过程发展的顶点。

但是一旦木已成舟，他们也只想在法国国内实现他们的目的。

7月17日夜晚，阿图瓦和他的一帮朋友逃出了凡尔赛，靠着一张皇家通行证径直逃到了奥属尼德兰。

他们本来没想走这么远，但是哪里能容得下他们？要是现在打道回府，之后会怎么样？他们一概不清楚。

这样的疑惑很普遍。

到了8月初，不少之前的廷臣显宦也都离开了法国。

和他们一起逃亡的还有不少低级贵族，这些人因为城堡被烧毁和人身受到威胁（这些都是农村地区在这几个惊慌失措的星期里的典型现象）而吓坏了。

王政派没有能够确立一种英国式的制衡的宪政体制，这也让更多人离开了法国。

十月催驾事件中民众暴力的再次出现也产生了一次大规模申请通行证的浪潮，那时候法国流亡者的几个委员会已经在法国广袤的疆域各处建立，布鲁塞尔、特里尔、美因茨、巴塞尔、日内瓦和尼斯。

阿图瓦发现奥属尼德兰也不见得比法国清净，而且他的妹夫约瑟夫二世态度颇为冷淡，于是9月阿图瓦转道去了都灵，那里是他岳父统治的。

在都灵，阿图瓦为大地主和其他贵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协调反革命活动。

起初，这个委员会仅仅是向那些君王求援，但是都被婉言拒绝。

委员会的这些人其实没有处理公务和国际事务的能力，但不久，阿图瓦就找到了一个有这种能力的人——卡隆。

1787年卡隆为了躲避巴黎高等法院的起诉，潜逃到了英国。

之后他娶了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准备把他的家产和专门技能知识都用于效忠君主制上。

他想把君主制从现存的危机中拯救出来，结果却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