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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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8世纪2（第2页）

1780年的反教皇戈登骚乱首次在伦敦制造了一种切实的恐怖状态，标志着暴乱进入了另一个重要阶段。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只有法国大革命才能让政府放弃原来的对暴乱的容忍政策，并让有产权阶级意识到：大众的暴乱是可怕的。

对于最底层人口的增多和贫困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没有永久的解决办法。

18世纪依然依据伊丽莎白时期的《济贫法》和1662年的《定居法》来救济贫民。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一些贫穷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生活，与美国奴隶或俄国农奴的情况相差无几，或者还不如他们。

贫民救济，要不依靠吝啬的邻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要不让贫民寄宿在另一家穷人的家里——有可能这家主人冷酷无情，对他的房客进行系统性剥削。

《定居法》规定，必须为那些住不上每年房租不少于10英镑的房子的人，在其出生地提供一座住所——而10英镑是不小的一笔钱。

在实践中，这些严厉的规定并不那么令人生畏。

济贫是大多数教区开支的一个主要项目，到18世纪末期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

济贫经常延伸到定期户外救济，并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生活成本的上升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定居法》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得以执行。

不幸的是，该法律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其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确切地说，是那些可能给他们所逃往的教区增加负担的人。

但即便如此，18世纪下半叶对人口移动的限制，实际上也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认真实施这些法规，就难以满足工业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

与其他时代一样，有产阶级对穷人感到强烈不满，对他们制造的犯罪更加感到不满。

一个商业化的社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同时，对违法行为的纵容，刺激了更多犯罪。

诸如高速公路抢劫这样明目张胆的犯罪，或诸如违反狩猎法等在社会学上最有趣的犯罪，历来吸引了大多数人的注意力。

但绝大多数犯罪都是这样那样的小偷小摸——这是针对有价值财产的犯罪行为。

这种行为似乎在不断增多，特别是在城市地区。

面对这种违法的浪潮（毫无疑问，形容为“浪潮”

有点夸大其词，但却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时期的私人财产几乎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城市犯罪的上升呼吁有效的警察队伍来增强侦查力度和破案概率（如果不是呼吁更温和的解决办法的话）。

但是，警察部队会带来许多危险，尤其是它在政治庇护方面的潜在用途。

此外，当时的人们对任何一支听命于政府的、组织有序的武装力量所带来的持续威胁，都高度警惕。

一方面将常备军队保持在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允许一支更新颖、更险恶的力量来代替它——没有人觉得有这样做的必要。

因此，除了少数和部分例外——例如伦敦的菲尔丁兄弟的努力——这个时期在扼制犯罪方面没有显著改善。

恰恰相反，即使是对无关紧要的罪行，当局仍然会依靠纯粹的训诫、流放或死刑来威胁。

这是一段对轻微罪行滥用死刑的时期，19世纪初的改革派对此进行过严厉抨击。

事实上，这是试图阻止财产犯罪浪潮的唯一可行手段。

即便如此，事实证明，这么做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陪审团不会定这样的重罪，法官也只在最明显的案件中才谴责此类罪行。

与实际犯罪数量相比，被定罪的案件较少。

即使宣判了死刑，在法官，或在地位高的庇护人的请求下，仍有很大的机会改判缓刑。

这样，司法程序不可避免地陷入政策不连贯和政治操纵的混乱局面，这也成了这一时期的一个特征。

如果穷人指望不上国家，他们把希望寄托给教会，但是希望渺茫。

18世纪的教会，在今天被认为在社会政策方面声誉欠佳。

教会是乔治王朝时期庇护人制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难期望它对主流的态度提出系统的挑战。

但教会实在根本配不上它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