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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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8世纪2（第4页）

卫斯理公会运动的早期历史给人的印象是，当时存在相当大的社会压力以及众多社会问题。

但是这么说也有可能不无夸张。

因为同时，人们也普遍认为英国社会避免了最坏的极端情况。

令外国人深有感触的是英国社会结构的灵活性和凝聚力，而不是其紧张和僵化。

从伏尔泰到格罗斯雷（Grosley）修士，相继来到英国的法国人记载了这个国家没有“种姓制度”

，特别是个人可以沿着社会阶梯轻易地上下“移动”

。

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社会没有什么贵族特权和优势，这一点赢得了外国人的称赞。

贵族犯罪可能会由上议院审判，但当他们被送上绞刑架时，他们的遭遇像普通罪犯一样，要进行公示。

1760年，当费雷尔伯爵因谋杀他的仆人而被处决时，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命运明确证实：在犯罪和死刑方面，英格兰的法律对贵族、庶民一视同仁。

在一个不太要紧但也许同样重要的事情上，格罗斯雷惊讶地发现，无论什么级别的人，都得支付收费公路的费用，贵族也没有辛免。

此外，面临生活水平下降和物资匮乏的英国城市贫民，似乎过得比法国或德意志农民更好。

英国劳工（虽然必须承认，评论者通常指伦敦的劳工）似乎收入很高，吃得也不错，非常独立且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最重要的可能是，外国人所强调的英国人对“绅士”

一词的灵活定义。

从外表上看，任何穿得像绅士一样的人，都被当作绅士对待。

中产阶级甚至是等级较低的伦敦人，都在效仿上流社会的时尚、举止和观点。

很明显，这是一个社会的真实标志，在这里，所有社会价值观、差异和习俗，都让位于金钱的权威。

英格兰是18世纪欧洲一个富豪社会的杰出典范。

这一时期的社会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富豪统治的本质决定的。

从表面上看，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财产所有权的基本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产阶级没有把大量的资本投入土地，没有大规模征用贵族或绅士的土地。

手工业者和商业家庭稳步融入有地阶层，改变了这个阶层的确切构成，但没有显著影响其整体性质。

在更高的社会阶层，大地主的地位在18世纪得到了加强和巩固。

但土地只是一种财产形式，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即使在这个世纪初，土地的首要地位也在逐渐削弱。

在光荣革命时期对国民收入的估算表明，农业收入几乎占总收入的一半。

但这个比例正在发生变化，到1780年可能下降到了13。

事实上，土地本身只是英国经济普遍商业化的一部分；在土地开发和改良方面，土地越来越被视为类似于在股票、贸易和制造业上的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短暂的农业萧条对贸易没有多大影响，但反过来则不然；商业衰退对土地价格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在美洲战争中，当海外贸易遭受灾难性的萧条时，其影响立即反映在房地产价值上，并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如果有地产阶级拥有更大比例的非土地财产，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虽然他们在采矿权和某些政府债券等部门拥有重要地位，但显然他们并未拥有大量非土地财产。

工业资本、个人财富和贸易中的动产，绝大部分归中产阶级所有。

国民经济的活力和增长，主要取决于中产阶级；外国人非常赞许的英国社会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也依赖于他们。

当然，中产阶级或“中等阶层的人”

并不是一个具有社会自觉意识或特别凝聚力的群体。

中产阶级内部，无论在财富规模还是活动爱好方面，仍然是多种多样的。

在拥有巨额财富并统治首都的城市商业巨头，与代表商业化英格兰骨干的小商人或工匠之间，存在遥远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