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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06 富可敌国后我想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第1页）

172006富可敌国后，我想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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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夏天，很多事情凑到一块儿，让我将注意力集中到两个彼此联系的事情上——全球变暖和油价上升。

数据显示，维珍的燃油账单在一年内增加了5亿美元，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警告信号。

早在我十几岁时，或许是受到我的一位亲戚彼得·斯科特——他建立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影响，我就对环境问题很感兴趣。

我被盖亚理论吸引，这是差不多40年前由詹姆斯·洛夫洛克提出的假说，它认为地球是一个生命体，就像单细胞生物一样，它生存所需的一切东西都包含在自己体内。

洛夫洛克教授相信，这颗行星受到破坏能自行疗愈，但即使是盖亚理论，也提到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点，破坏就无法逆转。

我们维珍的人都知道浪费资源、随随便便燃烧化石燃料会有什么危险，但出于诸多原因，即便是最环保的人，也没有真正的紧迫感。

我担心，不到这一切对我个人造成影响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坐视不管。

我最初对寻求替代燃料感兴趣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我越来越意识到石油是一种有限的资源。

英国自己的北海油田即将枯竭，而世界其余地区的大部分石油供应都控制在欧佩克手中，位于局势极不稳定的中东，这就使得石油既脆弱又昂贵。

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使得石油的价格从每桶16美元上升至差不多70美元的峰值。

1990年，当萨达姆想弄到科威特的油田时，这又证明了石油很容易受战争影响。

作为一个跟交通业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我需要弄清石油的成本和有效性，并寻求替代能源。

维珍的4家航空公司每年使用了超过7亿加仑的航空燃料，维珍火车公司也使用了大量柴油。

1997年，当我们投资生产一个新列车群时，我要求制造商阿尔斯通公司确保它们都很省油，结果，我们的摆式列车每次刹车时，都会把20%的电力返还电网，这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还正在改装柴电列车，以便使用菜籽油和大豆油混合生物燃料。

在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后，美国位于墨西哥湾的石油钻井台以及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都遭到破坏或毁灭，美国的燃料价格飞涨。

在该产业产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开始考虑投资自建炼油厂的可能性，事实上，我还发布了一篇新闻稿，宣布我们将建一家炼油厂，有望降低燃料价格。

特德·特纳是资本家、环保主义者和慈善家的有趣混合体，并因为创建新闻频道、拥有“亚特兰大勇士”

棒球队、身为奥运会游艇运动员以及赢得世界帆船美洲杯而闻名。

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几个月前的时代全球健康峰会上，跟他在一起的有比尔·盖茨、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保罗·沃尔福威茨、波诺和其他人。

当我宣布打算建立一家炼油厂后，特德打电话对我说道：“理查德，你有没有想过替代燃料？”

“你有什么建议？”

我问道。

“为什么不建立一家生产清洁燃料而非污染燃料的炼油厂呢？来跟我的朋友见一面吧，他们会让你相信还有其他办法的。”

特德邀请我到华盛顿去跟联合国基金会的一些成员共进午餐，这个智库是他用一笔高达10亿美元的捐款建立的，旨在调查环境问题，并在美国研究促进生物燃料。

跟特德一起坐在餐桌旁的包括联合国基金会主席蒂姆·沃斯参议员、比尔·克林顿时代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波德斯塔、乔治·布什的法律顾问（将很快被任命为美国驻欧盟大使）博伊登·格雷以及能源未来联盟的主管瑞德·德切恩。

我们差不多立刻把话题转向生物燃料。

我已经对一般的燃料有了足够的了解，但对生物燃料的了解还不如这群人深入。

听着他们说话，我照常在自己带的笔记本上做我的神秘记录，到午餐结束时，我认定他们是对的。

对维珍来说，大量投资替代燃料比投资传统炼油业更明智。

我很幸运——一旦下定了决心，通常就能有所作为。

我加入了特德的能源未来联盟指导委员会，然后回到我在维珍的团队，要求他们对生物乙醇展开调查。

结果，我便开始痴迷于生物燃料了，它不仅在环保方面具有必然性，而且在环境对油田的依赖方面也向前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