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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第1页）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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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Byzantion）这个名词的拉丁语形式为Byzantium，是一个位于色雷斯地区博斯普鲁斯海峡入海口的希腊殖民地的名字——这是一个自然风光极其秀丽，同时兼具重要战略价值的地方。

大约在建城一千年之后，拜占庭被君士坦丁大帝（etheGreat）选为皇帝的驻地（324年），并将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新罗马（opolisnovaalteraRoma）。

这种行为在当时并非没有先例：君士坦丁伟大的先辈戴克里先皇帝（Dio，284—305年在位）就曾经把自己的宝座安置在附近的尼科米底亚城（Niedia，今伊兹米特），并且致力于“使它与罗马难分伯仲”

。

但是，与尼科米底亚和其他几个临时的首都很快失去其地位不同，君士坦丁堡取得了长久的成功，这座“统治之城”

延续了11个世纪，这还不包括之后奥斯曼苏丹5个世纪的统治史。

从历史的长期发展来说，君士坦丁这一充满灵感的举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次统治权的迁移（translatioimperii），即在一个新宗教的护佑下，在一个新地方开启了一个新进程，也就是一次革新。

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样做并不一定是要与过去的传统一刀两断。

新罗马包含了旧罗马的元素。

甚至有传言说，君士坦丁秘密地将特洛伊的守护神从罗马移出，并将其埋于他在君士坦丁堡竖立的那根巨大的斑岩石柱之下。

顺便提一句，这根石柱历尽沧桑，至今依然屹立不倒。

安淑撒（Anthusa）其实就是罗马弗罗拉神（Flora）的复制品，君士坦丁堡就是献给这位神秘的命运女神的。

君士坦丁的继任者继续自视为合乎法统的罗马皇帝，正如他们的臣民自称罗马人（Romaioi）一样，尽管许久以后，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词的拉丁语读音。

他们没有为自己寻找其他的祖先。

我们任举一例，当11世纪的博学家米海尔·普塞罗斯（MichaelPsellos）为了指导他的学生——皇帝米海尔七世（MichaelⅦ）而编纂一部入门的史书时，是从罗慕路斯（Romulus）和雷穆斯（Remus）开始记述的。

他寥寥数笔就带过了王政时代的诸王和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官，接下来详细地记录了皇帝的世系传承。

这一谱系开始于君主政体的创立者尤里乌斯·恺撒（JuliusCaesar），直到巴西尔二世（BasilⅡ）和君士坦丁八世（eⅧ）为止。

奥古斯都（Augustus），而非君士坦丁，是其历史中的关键人物，因为他的统治时期恰好与我主上帝道成肉身的时间相吻合，这是当时普世历史中的核心事件。

基督教和罗马的君主政体，实际上是同时产生的。

直到十字军时代，古罗马的外衣才渐渐被脱去。

那个时候，东部帝国和西欧逐渐被迫拥抱在一起，而双方却都不怀有任何爱意。

在西欧人看来，君士坦丁堡的王国毫无疑问是个希腊人的国家，而且还是个分裂出去的政权。

作为回应，一些希腊的知识分子则将他们自己与古希腊的荣光联系在了一起（见第十一章）。

然而，“种族认同”

在那个时代广受关注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当时，导致裂痕产生的重大争议在于宗教，即是否顺从罗马教宗、圣灵如何临在、炼狱、教士的独身生活、在圣餐仪式中使用发酵面饼还是无酵面饼等问题。

正是它们导致希腊人和拉丁人彼此分隔。

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基督教世界才能在教宗的领导下，重新以罗马之名联合在一起。

约翰·曼德维尔（JohnMandeville）爵士在14世纪中叶依然可以使用“希腊皇帝”

这一称呼，但是，这在文艺复兴时期更富学者气息的环境中却不那么恰当了。

“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