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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学术的复兴（第1页）

第八章学术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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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尔·曼戈

学术界一直对我们说，8世纪之初，君士坦丁堡的文化教育陷入衰落，原因是帝国皇帝的统治不稳定。

无论这种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仍然是首都的文学创作确实中断了。

这一现象与毁坏圣像运动并无关系，虽然这样的观点是真实的，即毁坏圣像运动第一阶段的时期（739—780年）对应的就是拜占庭历史上最没有文化的时期。

矛盾的是，希腊文学传统与此同时却在阿拉伯人统治下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保持活跃。

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学者和祈祷书诗人、绰号为“胜利者”

（Mansūr）的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Damase）是个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749年前后去世）。

另一位著名的诗人科斯马斯（as）是迈乌马（Maiuma，加沙的港口城市）的主教，据说他们是同时代人。

更年长一些的有克里特主教安德烈（Andrew，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在这个岛上以都主教身份结束职业生涯），他是大马士革当地人，也是祈祷书诗人和许多布道词的作家。

稍晚一些，还有历史学家乔治·辛斯勒（GeeSyncellus，811年前后去世）；神学家迪奥多鲁斯·阿布·库拉（TheodoreAbuQurra），他是埃德萨人；“刺青文身”

的哥俩狄奥发尼斯和圣狄奥多尔是摩押人（Moab）；还有语法学家和圣徒传记作家米沙勒·辛斯勒（Micellus），他是来自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

我们确实不了解这个时期文学活动的背景，但是可以推测，阿拉伯人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迅速征服并没有破坏当地知识分子的生活，而倭马亚王朝的统治为基督教知识精英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这种局面并没有延续很久：9—10世纪期间，事实上正是在哈里发统治时期，希腊语已停止使用。

我们已经提到的一些近东地区的知识分子逐渐迁居到君士坦丁堡，并对文化复兴做出很大贡献，这一复兴的开端可以上溯到780年前后。

拜占庭文化复兴与西欧发生的同样事件即我们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

大体同期，还有哈伦（786—809年在位）和马蒙（al-Mamun，813—833年在位）统治下的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宫廷也出现了文化活动的**，这种时间上的巧合绝非偶然。

当我们观察欧洲这两次复兴运动，就会发现非常相似的情况：两者都是为复兴罗马国家的梦想而激发起来，不是指异教的罗马国家而是指君士坦丁皇帝及其继承者的基督教帝国；两者都促进了对正确的、古老的语言习语的培育，这一方面需要用于模仿学习目的的“古典”

文学作品的积累，另一方面需要手抄本、概要和其他有助于学术的文献的编纂整理；两者都采用更为简洁的字体，即用于书籍制作的文字；两者都见证了宫廷学校的建立；两者也都扩展到视觉艺术领域，特别突出的是珍贵材料艺术品加工。

当然也有不同点：加洛林文艺复兴特别强**士的改革和教育，而这并没有成为拜占庭帝国主要的考虑。

即便如此，相似之处非常明显，以至于它们本身就提出某些相互影响的可能性。

然而，这个课题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当我们更为仔细地考察那些可以确定在8世纪君士坦丁堡能够看到的少量图书时，可能会看到，这里的学术复兴不是源于教会或修道院学校——事实上我们也不了解当时这类学校的情况，而是源于朝廷秘书部。

在这次复兴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人物中，许多人都有这个背景，即使他们后来有些担任主教或当了修道士。

塔拉修斯（Tarasius）被说成是极有学问的人，谙熟古代诗词格律，他在50岁时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牧首（784—806年在任），在此之前他就曾担任首席秘书（该部门总管）。

尼基弗鲁斯也是一位宫廷秘书的儿子，他后来还继承了这一职位，最后于806—815年间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

当他还年轻时就试图复兴古希腊的历史编纂传统，自7世纪初以后这个传统就中断了。

佛提乌是他所在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与塔拉修斯有亲戚关系，他在858年被委任为君士坦丁堡牧首之前担任首席秘书。

圣狄奥多尔（759—826年）是富有的国库长官的儿子，他的学问不是从修道院学来的。

他的叔叔圣柏拉图（StPlato，约735—814年）属于同样富有的社会阶层：他受训成为皇帝幕僚中的公证员，投身修道后，又成为抄书员。

我们实在找不到教会学校的案例。

有三位首席秘书相继被任命为牧首，他们都是普通的基督教信徒，这种提拔多少有些不合常理，显然，这说明中央政府非常清楚，这个职位需要受过良好教育、才能过人的人选，而这样的人选很难在教士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