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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的民族特性日本沉没（第2页）

自杀性袭击特拉维夫机场使阿拉伯人对日本人产生了好感。

由于“石油危机”

的冲击，1974年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0.5%，是战后最初的负增长。

该年度的批发物价上升23.5%，消费物价上升20.9%，完全失业人数在1975年超过100万。

政府一方面发行“赤字国债”

增加公共投资，刺激经济恢复景气，另一方面则制定诸多法律，促进开发节省能源技术，同时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例如，在1975年的《租税特别措施法》中特别设立节省能源设备投资退税项目；1979年实施《能源使用合理化法》及《煤炭及石油对策特别会计》，以推动节省能源技术的开发；1978年颁布《特定萧条产业稳定临时措施法》，帮助钢铁、纤维、造船等行业进行合理化改革，扶植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技术产业。

与此同时，积极开发替代能源方面，特别是原子能的利用。

尽管日本在1955年制定《原子能基本法》、1966年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正式开始营业性运转，但由于其安全性受到质疑，因而进展较为缓慢。

1974年，以“石油危机”

为背景，完善了电力三法——《电力开发促进对策特别会计法》、《电力开发促进税收法》、《发电设施周边地域完善法》，加强安全措施并对当地居民采取优惠政策，从而加快了核电站的建设。

从1973年到1978年，原子能发电量的比例从2.7%急速上升为10.8%，原子能发电站也从1970年的3座增加到1981年的23座。

在企业方面，也通过本身的努力克服了经济危机及其后经济低速增长下的生产与销售困境。

其中包括通过实现节省能源与节省劳力的投入要素的最佳配合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全面贯彻质量管理、适应多样化需求改进产品与开发新产品、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并向经营多样化转换、促进产业向尖端技术领域发展、扩大旨在实现上述目的的研究开发投资等。

例如在西日本制铁君津工厂，对石油的依赖率从1973年的20%下降到1983年的不到2%。

祸福相倚。

“石油危机”

对日本产生如下影响：

第一，日本名列第一。

日本经济不仅很快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处在稳中上升的状态。

例如从1973年至1980年，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4%，远高于法国的2.5%、美国和联邦德国的2.3%、英国的0.9%。

197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042亿美元，1979年增加到10085亿美元，人均产值大致与美国相等。

198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超过美国，1981年日本的外汇储备超过联邦德国，均居世界第一位。

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沃格尔（中文名字“傅高义”

）在1979年撰写出版了《日本名列第一》一书，主张美国向日本学习。

该书出版后在日本和美国均引起较大反响，仅在日本就销售了50多万册。

第二，政府权限加强。

正如著名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所指出的那样，《石油供需适当法》及《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两个法律赋予通产省广泛的权力，使日本从“自我控制”

向“国家控制”

重新倾斜。

本来应当削弱的行政机构权限反而出现增强的趋势。

1985年时，行政机构拥有10054项许认可审批权，1989年上升到10278项，1993年进一步增加到11402项。

直到90年代，40%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处在行政机构的各种权限之下，而美国的比例仅为6.6%。

第三，产业结构升级，即资本集约型向技术集约型的转化。

在1975—1979年之间，钢铁、石化等资本集约型产业的固定资本投资分别下降30%和35%，而精密仪器、数控电机等技术集约型产业的固定资本投资分别上升141%和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