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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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正人君子2（第4页）

有些影评者抱怨说，斯皮尔伯格没有讲清楚为什么辛德勒会改变性情。

但是人们能从银幕上清楚看出辛德勒不断增长的同情心和怜悯心，这种深刻的转变，因为没有用语言的形式表达而更加有力。

辛德勒带着无声的恐惧目睹了清洗犹太区的**时刻，达到了情感效果，部分原因是他（和观众）已经对此做好了准备，因为他早些时候保护了洛温斯坦和其他不断升级的纳粹暴行的受害者，包括具有象征意义不可处死的拉比莱瓦托夫（埃兹拉·达冈饰），莱瓦托夫奇迹般地躲过了戈特的多次枪击。

虽然辛德勒的善良并非“不可理解”

，这里面有一种神秘感，无法轻易解释。

斯皮尔伯格称赞编剧斯蒂文·泽里安使这部电影的主题聚焦：“泽里安有很强的个人观点。

他用‘玫瑰花蕾’理论[23]来解释辛德勒的所作所为……即使拍了一部关于他一生的电影，我仍然不是很了解他。

我想，我有点像《公民凯恩》中的新闻记者一样结束了自己的经历，我写不出编辑想要的故事。

每天都令人沮丧。”

纪念一位拯救者强调了个体责任的重要性，同时戳破了德国人无力反抗纳粹暴政的事实。

“我憎恨纳粹的残暴、虐待和疯狂，”

辛德勒在战后对他的英雄行为这样解释，“我无法眼睁睁看着人们被残害。

我只是做了我能做的、我必须做的、我的良心告诉自己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样，真的，仅此而已。”

但是一个人到底为什么弃恶从善，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无法从精神上解释。

1993年，有人问波德克·费弗伯格觉得辛德勒为什么要救他，他回答说：“谁在乎!我才不在乎他这么做的原因。

反正他救了1100个人。”

斯皮尔伯格没有让连姆·尼森饰演的辛德勒明确阐明角色的动机，这非常明智。

“制片厂当然希望我把一切都讲清楚，”

斯皮尔伯格说，“很多人都跟我争论说我们需要好莱坞式的精神发泄，辛德勒应该跪倒在地说：‘是的，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现在必须这么做!’然后勇往直前。

那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我不确定他在战争期间是否真的有这种感觉。

对他来说，在采取行动之后，再定义自己的行动会容易得多。

我还觉得，如果我为他编造一个理由，那就太戏剧化了。

这种理由甚至对于成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美国观众来说都太过简单，尽管他们要求对复杂的问题给出简单的答案。

我觉得仅仅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理由，就去编造一些理由，这对辛德勒的善行是一种伤害。”

甚至一些欣赏这部电影的人，也对辛德勒向他的工人告别时的崩溃感到不满，认为这一幕陷入了影片一直避免的多愁善感。

但作为一名流行艺术家，斯皮尔伯格的直觉让他意识到角色和观众都需要一种情感宣泄，释放在3个小时的电影中被强行压抑的集体团结与失落的情绪。

辛德勒得到了一枚金戒指，上面有他的工人们篆刻的《塔木德》中的名言：“拯救一人，即拯救世界。”

辛德勒深感内疚，他向斯特恩坦白说：“我本可以救出更多的人，我本可以的。”

检查了剩余的财物后，辛德勒吞吞吐吐地承认，卖掉他的车可以再救十个人，他的黄金纳粹十字徽章“还能多救两个人，至少一个人。

还能再救一个的，一个。

一个更多的人。

因为这个，一个人死了。

我本来可以再救一个人，但我没有。”

辛德勒令人惋惜的连祷提醒着观众，无论他和其他人设法拯救了多少人，仍有数百万人丧生。

斯皮尔伯格承认，幸存者任何形式的庆贺，都会笼罩在庞大死去亡魂的阴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