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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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正人君子2（第6页）

《辛德勒的名单》证明了，至少在斯皮尔伯格这样伟大的流行艺术家身上，艺术性和流行度不必相互排斥。

“你揭示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一位采访者问他，“还能回去拍摄阳光、乐观的电影吗？

“当然可以，”

他笑着回答，“因为我有乐观开朗的天性。

但我不认为这两者是相互排斥的。”

《每日综艺》的头版宣布斯皮尔伯格计划中断一年的导演工作，这在好莱坞引起轩然大波，实际上，斯皮尔伯格直到3年后才再度执导。

而那3年是最忙碌的时段，他的大部分活动在幕后进行，其中有两个雄心勃勃的项目，证明了他的兴趣多么广泛。

1994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新制片厂梦工厂和大屠杀幸存者视觉历史基金会。

该基金会是一个全球项目，用录像带记录大屠杀幸存者和救援人员的证词。

他把这个关于大屠杀的项目形容为“我做过最重要的工作……当人们问我：‘《辛德勒的名单》后你都在干什么呢？’这就是我的下一个项目……我愿意将余生都奉献给大屠杀的取证工作，只要有幸存者愿意做受访者。”

这个非营利性项目从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单》的收益中拿出60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头3年的运作资金预算为6000万美元，还从卢·瓦瑟曼基金会、MCA环球影业、时代华纳和NBC等机构获得了额外的捐赠。

斯皮尔伯格创立的正义人基金会曾宣布在初创的7～10年内，向各种组织捐赠约4000万美元，斯皮尔伯格的捐款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该基金会的其他捐款包括：为美国大屠杀博物馆提供300万美元的长期资助，向纽约犹太遗产博物馆捐赠100万美元，向美国耶鲁大学福特诺夫大屠杀证词视频档案馆捐赠50万美元，向犹太教堂2000（Synagogue2000，一个为21世纪的犹太教堂开发创新模式的团体）捐赠30万美元。

斯皮尔伯格还为比尔·莫耶斯的关于《创世纪》的系列公共电视节目、乔恩·布莱尔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安妮·弗兰克记得》（AnneFrankRemembered）和伊丽莎白·斯瓦多关于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电影《仇恨之壶》（TheHatingPot）提供资金支持。

斯皮尔伯格介绍说，这个有关大屠杀项目的诞生，“是因为在《辛德勒的名单》制作时和发行后，都有幸存者来找我并对我说：‘我有故事要讲，你愿意听我的故事吗？’一开始我想，你是想让我把你的故事也拍成电影吗？但其实他们的意思是：‘你愿意记录我的证词吗？在我去世之前，我能对某个人，比如拿着摄影机的你，说出我所经历的一切，这样我的子孙和我的朋友就会知道这些故事，我死后还能留下些让世界记住的事情。

’找我的人非常多，最后我迟钝的大脑突然反应过来了，我觉得这不就是我制作《辛德勒的名单》的原因吗……这也是我开展这个项目的原因。”

这个大规模的口述和视觉历史项目的目标是在头3年记录多达5万名幸存者的证词。

项目开始时，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志愿采访者（其中许多是幸存者本人）和摄制组已经从大约30万幸存的大屠杀幸存者中获取证词。

因为大多数幸存者都已经七八十岁了，大屠杀基金会代表着斯皮尔伯格所说的“与时间赛跑……的拯救任务。

我们在拯救历史。”

这些录制的证词被编入索引，与家庭照片和历史电影胶片片段整合在一起，以数字化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副本将被保存在五大主要的资源库：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馆、福特诺夫大屠杀证词视频档案馆、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犹太遗产博物馆的大屠杀生者纪念碑以及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最终还会以在线网络、光盘教育节目、书籍和纪录片等形式广泛传播[25]。

即使是斯皮尔伯格如此善意的事业，也难以免于争议。

1996年1月，《村声》用了8页的篇幅对关于《辛德勒的名单》进行大力批判的圆桌会议进行了报道，刊登了一篇由亚当·沙茨和阿丽莎·夸特执笔的文章，指责斯皮尔伯格用他的大屠杀项目宣传“流行的碑铭主义”

：“《辛德勒的名单》如此痴迷于刻画一位仁慈的德国企业家，几乎没有对他所拯救的犹太人进行本色描绘。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许诺给每位大屠杀的幸存者在网络空间上留下永久的位置，而这个项目就像影片奇怪的补充续集。”

沙茨和夸特认为，其他档案馆并没有得到斯皮尔伯格那么充裕的资金和广泛宣传，同时还提出了《辛德勒的名单》所引发的美学和道德问题。

他们质疑斯皮尔伯格利用光盘作为教学工具让人们“虚拟地穿越集中营”

，并写道：“影评人怀疑把历史课做得更像是街机游戏，会不会导致学生将大屠杀当作是病态的刺激游戏？”

斯皮尔伯格鼓励大屠杀幸存者说完证词后，将家人带到摄影机前，他以这种方式庆祝“因为他们活了下来，这个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人得以在地球上繁衍不息”

。

这种做法被研究大屠杀的学者劳伦斯·兰格批评为“一种被操纵的场景”

，兰格指出，很多经历过大屠杀的幸存者很难在战后恢复正常的生活，他争论说：“让家人出现在摄影机前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人们能够从大屠杀中恢复过来。

这是个好莱坞式的炒作。”

虽然这些顾虑是合理的，但斯皮尔伯格或任何其他大屠杀记录者，都会不可避免地在这个故事上留下自己的情感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