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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海外贸易的发展（第4页）

朝廷鼓励发展海上商贸，开设港市，立时便有成效。

海外的贸易量成倍增长，在1086年至1093年间平均岁入四十一万七千贯，到1102年至1109年上升至平均岁入一百一十一万一千贯。

[768]库银短缺迫使宋廷从开封南迁后，尤为重视对外贸易，以提高岁入。

朝廷开设的市舶司越来越多，1131年在温州设立市舶司，1146年在江阴开设市舶司，[769]后者在山东密州港被金兵攻陷后，代替其成为与高丽进行贸易的中心。

[770]华亭港遭金兵洗劫后，又得以重建，在宋廷支持商贸的政策下蓬勃发展，其改名为上海后成为中国沿海最重要的港口城市。

[771]随后，在1173年及1176年，占城的商人向宋廷请求在其国家附近建立港市，朝廷讨论在海南建立市舶司的可行性，但未有定论。

[772]1246年，杭州湾北岸的澉浦开埠事宜提上日程。

[773]

朝廷向市舶司拨款开展对外通商。

1128年，仅在开封沦陷后一年，尽管当时宋朝军事告急，经济萎靡，朝廷仍然下拨市舶司三十万贯用于对外贸易，[774]回报也立竿见影。

如1131年，从国外购得乳香十万九百五十二斤，[775]朝廷很快从海上贸易中获利两百万贯，比北宋末期翻了一番。

[776]

海上贸易的扩张本就意义非凡，若考虑到其扩张是在反对声中完成的，则更加难能可贵。

宋高宗和当时许多官员一样，对海外贸易知之甚少。

早在1127年逃亡之时，他便断言购自海外的物品多为无用之物或是铺张浪费的奢侈品，他下令除用于笏板的象牙和用于腰扣的犀角外，严禁引进硬树脂、玛瑙和其他物品。

[777]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市舶司被废止，并入转运司。

[778]

但海外贸易带来的巨大财富显然让宋高宗转变了想法。

1133年，他允许引进“中国有用之物并民间常用”

的乳香和药材等。

[779]1137年，宋高宗全力支持开展对外贸易，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

[780]

转卖舶来品的获利，成为朝廷垄断对外贸易的最大收入来源。

对外贸易也成为朝廷岁入的补充，其中一项便是对海船征税，并将之用于军费。

[781]另一项则是对舶来品征税。

1136年，对质量上乘的物品十分抽取一分关税，对粗劣庞大的物品十五分抽取一分关税。

[782]1144年，对香料和药物的关税提高到四成，但三年后又降回一成。

[783]从事对外贸易的商贾必须让朝廷博买大部分货物。

犀角和象牙的关税为两成，但四成的货须由朝廷博买；珍珠之类的贵重品关税为一成，但六成的货须朝廷博买。

[784]

商人不满高额的关税，于是故意欺瞒，少报数量。

舶来品数量下降，朝廷的收入也随之下降，许多官员上请朝廷降低关税和国家博买数量，让商人在市场上有更多货物可贩。

临安和明州的市舶司共同上奏：“抽买比他货至重，非所以来远人。

欲乞十分抽解一分，更不博买。”

[785]朝廷允之，对外贸易数量立即回升，至1238年，舶来品总数达五十余万（斤、条、株、颗）。

[786]

舶来品数量上升，很快超过了宋廷作为交换用的丝绸、瓷器、布帛、酒及其他出口物品的量。

宋廷要填补这一贸易逆差的方法之一，是金银和钱币。

从日本至非洲东海岸都发现了中国钱币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