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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距今70万年4万年前的欧洲人类（第12页）

削弱有意埋葬论的最终报告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远古时期还是拓荒时期，没有一具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遗骨发现于露天遗址。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距今4万年之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墓葬确实出现在露天营地，如莫斯科附近的松吉尔（Sunghir）遗址和前捷克斯洛伐克靠近布尔诺（Brno）的多尔尼-维斯托尼斯（Dolonice）露天遗址。

也正是这个时候，开阔平原上活跃着数量巨大的肉食动物种群。

但埋葬在墓地里的墓主心中应该没有这种困扰，因为他们的墓室都被精心修整过了。

综合证据，我得出的结论是，尼安德特人的墓葬之所以能够保存，是因为它的运气好：温暖适宜的气候，使得那里的肉食动物和尸体分开的时间足够长，也使得后者能够作为完整的骨骼幸免于难；山洞为埋葬地点提供了保护。

那些实行埋葬仪式的人，他们的意图是未知的，但可能更多的是与尸体的处理有关，而不是频频提及的令人着迷的有关保存、来世、宗教和象征性的动机。

当然，在浅坑墓中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遗骨与西方墓葬传统的相似性，导致了那些在20世纪早期首次发现它们的人得出了另类结论。

然而，必须记住的是，刚才提到的这些“考古学家”

也是根据正在使用的石器，从西方的传统之外来寻求证实，确认澳大利亚土著人即使不是鲜活的代表，也是具有与创造了欧洲莫斯特文化的尼安德特人相同的意义。

然而他们并没有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有意处理他们尸体的纷繁多样的方式中寻求到对旧石器时代墓葬案例的支持。

除墓葬之外，对象征行为的主张还依赖于三条证据——自然文物、露天遗址和洞穴中的遗址，以及石器风格。

第一类包括从不同时空的遗址中收集的各种材料。

被刺穿的驯鹿趾骨、划伤的肋骨、骨架，以及匈牙利塔塔（Tata）遗址中出土的用猛犸的牙抛光制成的薄板。

在几乎所有事例中，正如戴维森（Davidson）和诺布尔（Noble）主张的，这些都可以用更简约的方法来解释，比如刺痕是由于肉食动物牙齿的穿刺，或是由于它们用獠牙掘开已经入葬的遗骸时造成的。

利用石器进行的屠宰也会留下看起来比动物牙齿更为规则的痕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标记具有象征意义。

塔塔遗址出土的抛光的猛犸象牙是唯一值得认真考虑的物品，主要是因为没有存在明显的功能解读。

它是一件孤品，因此难以解释。

但是，仅凭一个物品是否能成为构成和指导一系列象征性原则组织行为的根据？

对遗骨所谓的“排列整理”

则更不能令人信服。

在西班牙的托拉尔瓦（Torralba）古遗址，一排排的大象长骨曾被认为是被人类有意如此放置的，但对它们进行动态模拟表明，是河流的作用导致了它们的“有意”

队列。

在几个高海拔的瑞士洞穴中，广为引用的洞熊头盖骨的“箱子”

也一定要被忽略。

由于经常使用深邃的洞穴作为冬眠的巢穴，当洞熊将先前在睡梦中死去的占领者的骨骼弃于一边时，就产生了许多奇异而绝妙的排列形态。

尼安德特人用洞熊的头盖骨填充了特制的石柜，这是旧石器时代生活中最惹人喜爱和最长久的形象之一，但遗憾的是，没有可供支持的证据。

这是一个敞开的光秃秃的“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