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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革命2（第1页）

第二章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革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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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些方面来说，对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最有效方法，可能并非试图深入研究构成艺术本身具体特征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动机，而是来自对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不同社会和经济背景下的艺术的更普遍分布的研究。

可以说，洞穴艺术最显著的特征是，它明显集中在欧洲某些极具地方色彩的地区——尤其是在法国西南部的佩里戈尔和邻近区域，以及比利牛斯山脉和西班牙西北部的邻近地区。

即使对分布模式进行快速调查，也会显示，记录在案的90%以上的洞穴和岩棚艺术都出现在西欧这一相对局部化的地区。

诚然，人们很难期望在诸如中欧和东欧的黄土平原或欧洲西北部的类似地形区找到洞穴艺术的痕迹。

但是，欧洲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地区，如德国南部、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和意大利北部，那里适合保存艺术的石灰岩洞穴和岩棚相对丰富。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断地对这些地区的艺术遗存进行调查。

但是这些地区所出现的艺术品与欧洲西南部典型的佛朗哥-坎塔布里地区的大规模集中相比，极为稀少。

这种差异必然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些有关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不同地区的社会和文化模式的本质特点。

大多数学者现在一致认为，在西欧这些特定地区，洞穴艺术特别集中，必定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地区人口的总体密度和集中程度有关，而这必定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地区所提供的特定经济和生态环境同样相关。

这些论点主要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些特定地区位于欧洲末次冰期基本开阔的冻原带或干草原环境的最南端，因此它们将支撑整个欧洲大陆上一些最密集的动物种群。

关键的支撑因素应该是这些动物群体（特别是驯鹿和马鹿）的高度迁徙行为，它们几乎可以肯定是沿着特定的、基本上可以预测的路线进行的，经由从中部高原向西延伸、从坎塔布里山脉向北延伸的主要河谷。

人们认为，这些因素的结合将为相对庞大的人类群体的聚集（至少是季节性的）提供理想条件，他们聚集此间，专门开发利用这些丰富而集中的迁徙猎物群。

其余论点涉及人口的“拥挤压力”

、社会分化，以及对明确界定和分化的社群领地需求的各种问题——正如上一节所述——这些几乎不可避免的是由这些异常庞大而密集的人口聚集所产生的。

从这些角度来看，洞穴艺术的产生可以被看作是对人口拥挤（具有不可避免的社会后果）等制约因素的进一步反映，这就对各种形式的仪式或礼仪活动产生了明确的、本质上的功能性需求，这些活动可以用来整合和协调各个社群领地的范围。

在这种背景下，艺术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还有待进一步的推测。

一种可能性是，一些主要的艺术生产中心，如法国西南部的拉斯科洞穴遗址，或西班牙北部的奥尔塔米拉（Altamira）岩窟，充当了主要的仪式或礼仪中心——也许是人类群体在每年定期聚会期间举行重要礼仪的场所。

或者（另外），艺术的产生可能掌握在特定的酋长或宗教领袖手中，他们利用艺术产物和相关的礼仪来加强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力或权威，并使之合法化。

显然，这一切都处于猜测的范围。

显而易见的是，洞穴艺术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欧洲，而是集中于（零星的考古发现地点除外）已知人口最集中、最密集的地区。

从这些方面来看，这种艺术很可能为研究欧洲不同地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群体之间社会组织的不同模式提供一些重要视角。

冰期的终结

旧石器时代世界的终结相当突然。

这方面的关键因素当然是气候迅速变暖，这标志着末次冰期的结束，并以激进和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了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的生存环境。

这种变暖过程的初始阶段最早可检测到距今1.3万年前。

冰盖逐渐从其最大面积后退，全球海平面开始上升（随着水从融化的冰川返回海洋），森林开始从原来南欧的冰川屏障区向北扩展。

虽然这些都是相对渐进的过程，但很显然，最迅速的环境变化发生在大约1万年前，当时气候变化的总体速度正处于最激烈时期。

传统上，以1万年前为中心的时期（就当前的放射性碳时间尺度而言），被用来定义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结束和中石器时代的开始。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因素是欧洲中部和北部地区开阔的冻原和干草原地带被茂密的森林环境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