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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石器时代2（第3页）

墓地的大小显示出明显的变化：最大的两个是卡累利阿（Karelia）的奥列内斯特罗夫斯基（Olerovski）墓地和葡萄牙的卡贝科-达-阿鲁达（CabecodaArruda）墓地。

这两处墓地都各自发掘出170多座坟墓。

然而，大多数墓地都只有20～60座墓。

在试图计算墓地的实际大小并进行适当的比较方面，存在诸多困难。

通常很难估计一个墓地使用的时间跨度，以及逝者被安葬在墓地的概率。

一些墓地形成了较大的规模，这仅仅是因为它们被使用的时间较长，还是因为它们与更大规模的人口有关？同样，对各个墓地之间进行的比较也面临着这些墓地之间保存状况的显著差异，以及考古发掘的程度和细节等种种难题。

古病理学人骨中最令人关注的资料类型之一，是关于过去人口的健康状况。

人骨能够展现出多种疾病和损伤。

特别常见的是关节炎和龋齿，但也包括其他的病状，如多孔性骨质增生、釉质发育不良症、佝偻病和骨质疏松。

不同人群之间病理强度和类型有一些明显的差异。

与定居群体有关的墓地，比如斯凯特霍尔姆遗址、维德贝克（Vedbaek）遗址和弗拉萨克（Vlasac）遗址，其中的成员很少有龋齿，但有多种其他病理状况，而且在活着时身体健康状况不佳。

相比之下，与流动性较强的人群有关的墓地，譬如乌佐（Uzzo）洞穴遗址、阿伦-坎迪德（Arenedide）洞穴遗址和莫伊塔-多锡巴斯提奥（MoitadoSebastiao）遗址，这些墓地成员患龋齿的频率很高，在某些情况下高达50%，然而他们活着的时候在其他方面则要健康得多，几乎没有骨骼病理的证据。

毫无疑问，这种模式差异与在长期定居生活造成的寄生虫和传染病的大量增加而引起的卫生问题有关。

这些中石器时代墓地的许多人骨都有被抛掷的尖状器造成的伤害痕迹。

它们被发现时尖状器通常还牢牢嵌在骨头中，这很可能是导致这些人死亡的原因。

例如，维德贝克遗址的19A号墓中，有一具男性骨骼的第二和第三胸椎之间嵌有兽骨尖状器，而在7号墓中则是梯形尖状器嵌入在长骨中。

在斯凯特霍尔姆遗址中，一具成年男性的遗骨被存放于现在被编为13号的墓中，其骨盆中嵌入了一枚横向箭镞，表明他的死亡是由箭镞刺穿腹部引起的。

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来解释这些伤害：它们可能是由于狩猎事故造成的，当时一群猎手们正在围猎大型有蹄类动物，如成年马鹿；或者，可能涉及个人之间的战斗；第三种可能性是，这些病理学创伤源自群体之间有组织的战争，如下文将要讨论的西班牙黎凡特（Levantine）艺术绘画所示。

随葬品与丧葬仪式从遗骨到随葬品和丧葬方式的角度，我们再次发现墓地内以及墓地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墓地内的变化可能与人群过去的社会组织有关，而墓地之间的差异可能涉及有关群体的特定传统。

我们可以将维德贝克遗址和斯凯特霍尔姆1号遗址做个对比。

在前者中，所有17座墓坑都是同样的简单形状——一个在地表以下0.5～1米的槽形土坑。

它们平行排列；除3座墓以外，其他都是单人葬。

除1座墓外，墓主都是呈仰卧的姿势，双脚并拢，双臂放在身体两侧。

然而，在斯凯特霍尔姆1号遗址，丧葬习俗形式繁多，包括火葬、坐姿葬、仰卧葬或俯卧葬、侧身屈肢葬（侧身，膝盖向上弯至胸部以下），以及一系列的扭曲姿态。

除丧葬仪式随着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外，我们还可以运用斯凯特霍尔姆遗址的多个墓地来观察丧葬仪式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因为在1号墓地和2号墓地中所使用的丧葬仪式存在着值得注意的明显差异。

斯凯特霍尔姆1号遗址最常用的是侧身屈肢葬，但2号遗址中却没有；坐姿葬也同样未见。

在斯凯特霍尔姆2号遗址中，随葬品的数量有所增加，下葬似乎是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的，这与早期墓地的明显随机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外，在斯凯特霍尔姆2号遗址，狗不再享有与人相同规格的埋葬形式。

而之前，它们似乎受到了与人非常相似的待遇。

在斯凯特霍尔姆2号遗址存在另一个令人极为感兴趣的发现：一处大型礼仪建筑的遗迹。

这处遗迹是一个由赭红色线条分界的矩形区域，包含不同动物不同部位的遗物。

狗在斯凯特霍尔姆遗址的角色值得进一步讨论。

对于中石器时代的猎人来说，狗可能是非常珍贵的，这很可能就解释了通常与狗的埋葬有关的仪式。

某些狗被发现是单独埋葬的，并有非常丰富的随葬品，如鹿角和燧石刀片，其定位就如同狗享有和人一样的礼遇。

其他的似乎是被杀死的，以这种方式继续陪伴它们的主人，在墓穴的填土层发现了它们的骨架。

还有其他的情况，在一些墓中还发现了单个犬类骨头，这意味着它们被肢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