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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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拿钱就走人吗（第5页）

这是最奇怪的：“信任”

实验和“信任”

调查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但无论它们要测量的是什么，它们都不是一回事。

信任、风险与合作

我们无法从实验中了解到关于我们与朋友和家人之间丰富的信任（除非我们很幸运），因为这些情景都是虚拟的，且风险很低。

我们也不能从实验中推断出我们对政治人物、医生或社会机构的信任程度，因为这些领域的试错成本很高，但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关于这些人和机构的特征以及过往记录的信息。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如果有人在这些实验中不返还任何钱，那么他很可能会让给钱者感到失望，但我们很难将其视为不诚实或背叛。

理解信任博弈实验最好的角度也许是合作，或者是为他人做事。

在独裁者博弈中，给钱者要么保留现金，要么交出一些并不指望返还的现金。

这表明，我们中至少有一些人会为陌生人做一些事情，特别是当我们的慷慨或吝啬会被他人关注时。

在基本信任博弈实验中，给钱者可以帮助接受者，并希望接受者也能将金钱作为回报帮助她：如果这一过程进展顺利，双方的境况都会比没有交付的情况更好。

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game）突显了所有对立于帮助和合作的另一面。

这个实验很像独裁者博弈，不同的是，如果接受者认为她没有得到足够的现金，她可以选择让实验者没收所有的钱。

从某种角度来看，似乎接受者应该接受她得到的任何东西，因为不管有多少，总比没有强。

但事实上，学生主体愿意牺牲自己的份额来惩罚吝啬。

玩家的预期的确会是这样：在实验室测试中，最典型的做法是给接受者提供“公平的份额”

，即原来的10美元的整整一半。

从信任的角度是很难理解这一切的。

约瑟夫·亨里奇（JosephHenrich）和他的合作者邀请世界各地的小规模非工业化社会中的人们参与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从巴拉圭到巴布亚新几内亚。

他们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反应，这些反应的差异与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有关。

与发达国家大学校园里的研究人员不同，亨里奇的研究人员能够以现金、烟草或其他商品的形式，向实验参与者提供一笔相当于一两天工资的初始金额，这已经改变了实验的性质。

在一些团体中，如玻利维亚的齐马内（Tsimane），给钱者通常提供相当少的份额，但这总是被接受者接受。

在其他群体，如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格瑙的居民，他们既拒绝了“极度公平”

（超过50%）的互惠，也拒绝了不公平的捐赠。

研究人员发现，格瑙人生活在小家庭群体中，很少需要与家庭以外的任何人合作。

他们将收到的礼品认为是在既定时间内需要返还的东西，这意味着接受礼物的潜在成本很高。

看起来，人们在这些人工实验中的行为很自然地受到社会中成本、收益以及合作和回报机制的影响；那些比较典型的、作为研究对象的大学生也是如此。

严格地说，合作十分重要，即使它不涉及信任。

而“信任”

的实验可以让我们将数据与人们在这些不同情景下的行为联系起来，这反过来又让我们能够量化人们的行为是如何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可能会给出一些关于哪些条件鼓励合作、哪些条件不鼓励合作的信息。

这又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了解，那些同样引起关注且更为复杂的信任形式所产生的条件。

值得信任，是一种值得钦佩的美德，并且我们试图将其传授给我们的孩子。

它是一个履行承诺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做别人想让我们做的事。

你可以是值得信任的，而不是非常慷慨的，只要你在提供帮助时能坚持到底。

也许你和蔼大方，但如果你有过度承诺的习惯，并让他人失望，那就不能算作值得信任。

但是，承诺、义务、美德和恶行组成了一个整体结构，这种结构预设了一种合作的基本样态，它可以从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以及相当数量的游牧民、狩猎者和捕鲸者——所经历的、人为设计的美元给予实验中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