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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订戴（第1页）

附　订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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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东原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以攻宋儒。

近人亟称之，谓其足救宋儒之失，而创一新哲学也。

予谓戴氏之说，足正宋学末流之弊耳；至其攻宋学之言则多误。

宋学末流之弊，亦有创始之人，有以召之者，戴氏又不足以知之也。

宋学之弊，在于拘守古人之制度。

制度不虚存，必有其所依之时与地。

而各时各地，人心不同。

行诸此时此地，而犁然有当于人心者，未必其行诸彼时彼地，而仍有当于人心也。

欲求其有当于人心，则其制不可不改。

是以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

此犹夏葛而冬裘，其所行异，其所以求其当同也。

宋之世，去古亦远矣，民情风俗，既大异于古矣，古代之制，安能行之而当于人心乎？宋儒不察，执古之制，以为天经地义，以为无论何时何地，此制皆当于理。

略加改变，实与未改者等，而欲以施之当时。

夫古之社会，其不平等固甚。

宋时社会之等级，既不若古之严矣。

在下者之尊其上，而自视以为不足与之并，并不若古之甚矣。

宋儒执古之制而行之，遂使等级之焰复炽，与人心格不相入。

戴氏之言曰：“今之治人者，视古圣贤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屑措诸意。

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

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

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

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

死于理，其谁怜之？”

夫使尊者、长者、贵者，威权益增；而卑者、幼者、贱者，无以自处，是诚宋学之弊，势有所必至。

由其尊古制、重等级，有以使之然也。

（东原又谓：“今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曰理者。

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辞者理屈。”

此则由人类本有强弱之殊，理特其所借口耳。

不能以此为提倡理者之罪也。

）至于以理责天下之人，则非创宋学者之所为，而为宋学末流之失。

戴氏又谓“理欲之说行，则谗说诬辞，得刻议君子而罪之，使君子无完行”

。

夫以宋儒克己之严，毫厘不容有歉，因推此绳君子而失之严，事诚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