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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为何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第2页）

但“市易司”

从事的却是买卖生意，这其中自然牵涉到利益问题。

“市易司”

虽然不能像商人奇货可居一样牟取暴利，但是为了盈利，在收购和发放时就会有回扣的问题存在。

“市易司”

本来作为国家机构存在，如今却打上了商业垄断组织的标签，商人们为了能从“市易司”

那里获得收益，就必须贿赂司中官员。

如此一来二去，市易司产生了大量的贪官污吏，百姓不仅得不到实惠，反而更加受到政府的剥削。

官方经商，竟成了祸国殃民之举。

“市易法”

刚出台没多久，苏轼就曾上书王安石，并陈述了以上弊端，许多官员也对变法颇有微词，司马光也在其中。

但王安石非但不听，还以“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

为由，令近臣蔡京等人将神宗挡在了变法的舆论之外，屏蔽了朝内上下反对的呼声。

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施中却有不周全的地方。

不过司马光的反对，也有其刻板的一面。

在司马光看来，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

改革要稳妥，因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优材，而今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

。

司马光的这些观点未免迂腐，但这也是时代和社会给士大夫的心理束缚，在所难免。

一开始，司马光只是对新法持反对态度，后来才用激烈的言辞弹劾王安石。

两人由莫逆之交，发展到互相攻击，用司马光的话来说，两人最后的关系便是“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

的死对头，在无休止又无效益的争论中同归于尽。

王安石戴上“熙丰小人”

的帽子被千夫所指，司马光则作为反对王安石的元祐（宋神宗之子宋哲宗第一个年号）守旧党，背上了“元祐奸党”

的罪名。

司马光用一辈子维护了帝王宗法，却落得骂名，然其政治生涯，也不见多么痛快。

王安石下台了，司马光最后也下台了。

一场天翻地覆的变法，就在二人面红耳赤的争斗中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