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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汉初的学术与政治 一 道家学说的全盛及其影响（第3页）

儒家从道德的观点，痛恶他们居奇垄断，括削农民；而法家从政治的观点，痛恶他们不战不耕，减损国力。

商鞅治秦，按照军功限制人民私有田土奴婢的数量和服饰居室的享用，这是对于商人的一大打击。

但他这政策后来被持续到什么程度，还是问题。

始皇曾给一个擅利丹穴的富孀筑女怀清台，又使牧畜大王乌氏倮岁时奉朝请，同于封君——他和大资本家是讲过交道的。

但至少在灭六国后，他对于一般商人是采用法家的方略的。

他在秦山刻石中的自豪语之一是“重农抑末”

，而在兵役法上，他使商人和犯罪的官吏同被尽先征发。

秦汉之际的大乱，对于资本家，与其说是摧残，毋宁说是解放，因为富人逃生，照例比贫民容易，而勾结将吏，趁火打劫，更是乱世资本家的惯技，这是最值得注意的事。

高帝登极后第三年（前199年）便下令，让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操兵，乘（车），骑马”

（高帝又尝规定商人纳加倍的“算”

赋，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官吏，史不详在何年，当去此令不久或与此同时）。

假如大乱之后，富商大贾所余不多，则这样的诏令根本没有意义，是决不会出现的。

此时此令，表示连纯驷马车也坐不起的新兴统治阶级，对于在革命历程中屹立如山的“素封之家”

，不免羡极生妒了。

高帝此令在商人中间必然惹起很大的忿激，所以过后两年，代相陈豨作反，其手下的将帅全是商人。

但高帝死后不几年，道家放任主义的潮流便把他的抑商政策压倒，关于商人服用之种种屈辱的限制给惠帝撤销了。

“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

的禁令，虽在文景之世犹存，恐亦渐渐有名无实了。

在武帝即位之初，十三岁为侍中、后来给武帝主持新经济政策的桑弘羊便是洛阳贾人子。

道家放任主义在经济上的重要措施，莫如文帝五年的取消“盗铸钱令”

（此禁令至景帝中元六年始恢复）。

于是富商大贾，人人可以自开“造币厂”

，利用奴隶和贱值的佣工，入山采铜，无限制地把资本扩大。

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造成了金融界的大混乱，通货膨胀，物价飞腾，人民和政府均受其害。

汉朝统一中国后，一方面废除旧日关口和桥梁的通过税，一方面开放山泽，听凭人民垦殖，这给了工商业一个空前的发展机会。

自战国晚期至西汉上半期是牛耕逐渐推行的时代，农村中给牛替代了的剩余人口，总有一部分向都市宣泄，这又是工商业发展的一种新的原动力。

此诸因缘加以政府的放任，使汉初六七十年间工商业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程度，此后直至“海通”

以前，我国工商业在质的方面大致没有超出过这时的。

这时期工商界的状况，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有很好的描写。

据他的估计，是时通都大邑至少有三十几种企业，各在一定的规模内，可以使企业家每年的收入比得上食邑千户的封君（每户年收二百钱），计：

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藁千车，船长千丈（诸船积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曲盐豉千荅。

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均，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

富商往往同时是大地主，“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

，或抽岁收千分之五的田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