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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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言之，从古史中寻求出一种系统，固现在读史者之渴望，然其结果须由客观归纳得来。

中唐以后，除非就选举法根本改革，任何人执政都不能离开进士29，无论旧族、寒门，同争取进士出身，寒门而新兴，亦复崇尚门第，因之，沈氏“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

之原则，微特不适于二三流分子，甚至最重要之党魁，亦须列诸例外。

是所谓“原则”

，已等于有名无实。

如斯之“系统论”

，直蒙马虎皮而已。

（二）《通鉴》丧失公正立场——赞同僧孺放弃维州

柳诒徵又言“唐之牛僧孺、李德裕虽似两党之魁，然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故虽号为党而皆非政党也”

30；是说也，施诸牛党合，施于德裕则否。

德裕非党而有政策可言，其最要者曰复维州失地。

维州地区（今汶川西北），辟自刘蜀。

隋开皇四年讨叛羌，以其地属会州，后又没贼。

武德七年，白狗羌首领内附，因地有姜维城，命名曰维州。

乾元二年，被吐蕃攻陷31。

德宗时，韦皐屡出兵攻之，不能克。

大和五年九月，吐蕃所置吏悉怛谋尽率其众来降成都，德裕方节度西川，受其人及地；事下百官议，时僧孺执政，藉口弃信恐激吐蕃侵京师32，于是诏将维州及诸降众付吐蕃，吐蕃悉诛之，“掷其婴孩，承以枪槊”

，（《文饶集》一二）惨不忍闻。

司马光为自护其非33，乃拾僧孺余唾，龂龂作义利之辨，其辞曰：

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

臣以为昔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

吴弗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

使鼓人杀叛者而缮守备。

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

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

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

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

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

（《通鉴》二四七）

僧孺之说，王夫之已详予驳正34。

然司马之说，迄未得史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