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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第2页）

（参《寰宇记》七一）其为胁从作乱而非农民起义，事迹甚明。

正如桑原（左阝右（上少下马））藏所指出，从禄山者孙孝哲、李怀仙等为契丹人，阿史那承庆、阿史那从礼为突厥人，安忠志、张孝忠为奚人，达奚珣为鲜卑人，苟读李泌“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

（《通鉴》二一九）之语，则知贼军之中坚，大半为外来异族4。

再从官军干部检之，高仙芝、王思礼均高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与郭子仪齐名之李光弼，契丹人，浑惟明、浑释之、仆固怀恩均铁勒人，荔非元礼，西羌人，论惟明，吐蕃人，白孝德，龟兹人，对安史之乱，均曾在官军下建立相当功绩5。

由此观之，其能简单地公式地承认为民族压迫之后果耶？必持此论，则是溃中外之防篱而为敌作伥也。

陈珏人曾大致说，农民决不能是这回主要参加造反的人，禄山所凭藉的兵马，依《新书》本传，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是最基本的队伍，后来又并吞了阿布思的部落，故兵雄天下，主要是以畜牧为生的，不会都是汉人6。

吾人试再看颜真卿辈振臂一呼，河北响应者十五郡，求诸公私史乘，并未见农民乐意参加禄山行列之痕迹，主张农民起义说者亦可以休矣。

说至此，吾人可进行审查禄山之履历。

九姓胡于后汉为粟弋，北魏为粟特（Sogd），言语属吐火罗语系，与月氏无关，惟五胡之羯，从其以石为姓及多须两点观之，可能属于此一种，羯（古读ki?t）之语原则未详。

俗呼其战士曰柘羯或赭羯，但非必善战之军队，吾人研究安史之乱，首须要廓除此类误会及成见7。

禄山胡父而突厥母，生于突厥，开元初逃来，为互市牙郎（即今之经纪），给事幽州。

廿四年失律，幽州节度张守珪请诛之，大约武惠妃、高力士受其贿，为之缓颊（详说见拙著《通鉴唐纪比事质疑》），幸免于戮。

性狡黠，常厚赂往来，为之延誉，天宝元年，遂擢为平卢节度，初无赫赫之边功也。

越二年，递升范阳节度，交结内宠，请为杨贵妃养儿。

七载赐以铁券，进封东平郡王。

九载兼河北采访，听于上谷铸钱五垆，十载入朝，求为河东节度，又许之，权兼三道，阴作反计。

国忠及太子屡奏禄山必反，玄宗不听，反授以陇右群牧等都使，十年不调。

十四载（七五五）十一月，反于范阳，以讨国忠为名。

先三日，集大将观绘图，起燕至洛，山川险易攻守悉具；又下令，有沮军者夷三族，可见其蓄反谋非一日。

陈寅恪谓：“安史叛乱之关键，实在将领之种族”

8，未尝无片面之理由；然封建时代将领称兵以反抗其统治阶级者，常多为同族之人，而当时异族派兵援唐者数却不少（见下文），则亦未可一概论也。

窃谓中亚胡族自古习于贩贸，东来者多唯利是图（可参看第三章“安史乱中之回纥——不与吐蕃合作”

，九姓胡之屡屡生事），禄山本出身市侩，复加以玄宗不次超擢，宠任无间，遂欲效法王世充而作统治汉土之计。

突厥可汗之击波斯，成吉思汗之西征，均以中亚胡商为发动原因之一；更观禄山事起，阿史那从礼说诱六胡州诸胡数万，拟寇朔方，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合河西兵马使共杀节度使周泌，武威大城中七小城，胡据其五，（《通鉴》二一八—二一九）事前则“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百万数”

，（《禄山事迹》上）又肃、代间曾官安南都护之商胡康谦被告谋叛，（《新书》二二五上）此种潜势力，吾人不应忽视。

禄山既抱野心，其亲信部属热中利禄，当然乐听驱策，但以异族之故，汉将随附者无多，（《新》一三九《李泌传》）且承开元之盛，农民经济，尚属优裕，非群众所归，所以亡不旋踵而唐祚得延也。

简言之，国内阶级矛盾，未算尖锐，故引不起农民起义，从另一面看，经济尚属繁荣，故惹起禄山之野心（参注8引傅安华说），其情况恰可互相说明。

于时承平日久，民不知战，六军宿卫皆市人，不能受甲，高仙芝、封常清等师出均败。

十二月，陷东京，前锋西至陕郡。

玄宗使哥舒翰“为副元帅，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剌、颉跌、朱邪、契苾、浑、林、奚（（左土右吉））、沙陁、蓬子、处密、吐谷浑、思结等十三部落9，督蕃、汉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镇于潼关。”

（《通鉴考异》引《安禄山事迹》）十五年（即至德元）正月，禄山建国曰燕，改元圣武。

六月，郭子仪、李光弼出土门路（井陉）攻常山（恒州）禄山窘急图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