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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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沉沦（第4页）

。

但呈报的题本他依然未看，毫无反应。

为此，部院大臣联名上疏，强烈陈请，又到文华门外集体跪请，想以此引起皇帝警觉与重视。

但万历根本就没有起床，臣僚们白白在门外跪请一个上午，直到中午万历起床，服侍太监才将群臣在门外跪请一事禀告给他。

因事先未看奏章，不知跪请缘由，以为是集体闹事，挟君犯上，故意与他为难，盛怒中派司礼太监传出口谕，斥责道：“各守心供职，勿要挟沽名。”

臣僚们一番苦心，不但未受到褒扬，反而落了个“要挟沽名”

的罪名，无不垂头丧气，愤然而去。

遥想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曾引用古代帝王的实例，多次教诲万历皇帝要崇尚节俭、戒奢侈，天子富于四海，家国一致，国家财富便是皇帝之财富。

首辅的谆谆教诲，着实令这位少年天子感动了一番，并立下“以四海为家，贵五谷，贱珠玉，布德修正，团结民心”

的宏愿。

但自从张居正家中抄出近二十万两金银之后，他猛然顿悟，作为官库的太仓库，储银虽然堆积如山，但自己既看不到又摸不着，不如将金银储在内库，看着亲切，用着方便。

于是乎，便以种种理由，向光禄寺、太仆寺和太仓库索银，储入内库私用。

之后，又在奸人和太监迎合**下，以开采银矿、滥事征税等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长达二十四年之久的敛财搜刮。

其结果是财货上流，万民皆怨，国家的经济秩序土崩瓦解，出现了国匮民穷、政纪废弛、人心涣散、腐朽衰落的败亡局面。

此举正如刑部郎中贺仲轼所言“惟民穷财尽之败不可救”

，只能“速其天下之乱耳”

。

因了皇帝的带头作恶，朝廷上下贪污中饱，腐败糜烂。

国库耗损巨大，必然牵涉边防和削弱军备。

万历一朝中后期，边镇兵卒不仅粮饷不足，冬衣、棉布也屡欠不发，致使大批军卒“衣不盖体，菽不压口，冻馁而戍”

。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巡按御史马永清奉命巡视边关，当他到达紫荆关马永堡时，突然感到恶臭扑鼻，令人作呕。

他迎着臭气查找，原来是两个老兵正在沟边烤食死尸身上的烂肉，身边的尸体已爬满了蝇虫。

马永清虽是久经沙场的边关大员，但见如此凄惨之景，禁不住潸然泪下。

军卒“衣不盖体，菽不压口”

的结果，引发了更严重的问题和隐患，即为了生存，官兵被迫“卖其弓箭，或质其妻子以救旦夕之命”

。

有的边镇，下级军官和兵卒为求生存，不顾军法偷卖火药，“自辽阳至镇江，其间许多镇堡，官兵将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数年以来，辽阳一带火药，尽皆见失。

镇堡之官，亦不时点检，徒闭虚库”

。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七月，墩军宋满仓伙同数人，趁夜间风雨大作之机，竟将官府炮台上的大铜炮偷出卖给外夷。

除了偷卖军器外，边关士卒还三五成群逃入敌营，“愿奔外夷为乐土”

。

仅辽东义州所属的几个边堡，一个月内就有两千三百人出逃。

其边备废弛、军心涣散、斗志沦丧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最后导致戍守的京师三大营[1]也名存实亡。

三大营额军为十余万人，工科给事中王元翰披露，这十余万人“其中能战者，不过数百而已”

，其他均是老弱病残或市井无赖，根本没有战斗力，不堪敌之一击。

政治腐败，边备废弛，军心离散，必然招致外敌入侵。

崛起于东北边陲的努尔哈赤，抓住这个千古难逢的契机，率训练有素的八旗军队乘虚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