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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诏终成空（第2页）

然而，他的希望终究还是落空了。

既然生前就已对臣僚失去威力，在他咽气之后，这种威力更将不复存在。

有史可查的是，万历皇帝的遗诏之所以没能实现，是大臣们认为，大行皇帝（对刚死去的皇帝的称呼）的遗诏“有悖典礼”

。

既然皇帝已死，再来册立皇后，皇帝如何出席成婚仪式？谁来主持？况且帝国的最高权力已落于朱常洛手中，又有谁不去讨好大权在握的新主，而去实现一个“过去者”

且“有悖典礼”

的非分的遗梦？可以说，万历皇帝是怀揣最大念想和遗憾进入定陵地宫的。

当然，使万历的念想彻底成为梦幻泡影的，并不是生前被冷落、虐待、折磨以致身死的王恭妃之子——继任皇帝朱常洛，这位新主只当了二十九天皇帝，便命赴黄泉。

而是朱常洛的儿子，16岁的朱由校在当上皇帝后，将他的祖母王贵妃追尊为孝靖皇太后，并下诏从昌平陵区东井平岗地迁出，与万历皇帝、孝端太后，一起葬进了定陵玄宫，成就了一桩他的爷爷万历皇帝生前死后，都极不愿看到的“好事”

。

至于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比他多活了十年。

因王恭妃的孙子朱由校成为帝国新的主人——天启皇帝，并由此迎来了大明帝国谢幕前最为紧迫慌乱的时代，郑贵妃自然成为被时代遗弃的、只能坐在宫前闲来说神宗的前朝白头宫娥。

尽管她有一个号称藩王的儿子正在洛阳作威作福，但朝臣们清楚地知道，这个坐享在中州之地的纨绔子弟，空有一身臭皮囊，既没有控制当地的实力，更没有操控朝廷，甚至自己起而夺嫡、荣登大位的能力，因此可置之不理。

而连绵十几年的“国本之争”

，搅得朝廷不安，帝国衰落，无数护法持正的忠勇之臣受害，甚至家破人亡。

作为这场争战反派轴心人物的郑贵妃，自然被“自以为忠”

的臣僚，视为不折不扣、祸国殃民的妖孽，无法得到谅解与同情，不予以捕杀，一举粉碎，已是当朝皇帝与臣僚的最大宽容。

因而，天启之后的十年，郑贵妃在紫禁城一座寂寞的冷宫里，与她的爱子福王天各一方，饱尝母子分离的苦楚与世态炎凉。

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郑贵妃在凄苦、悲凉中死去，带着无比的绝望与怨恨，走进了十三陵区银泉山下一座孤零零的坟墓。

而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后，由一具臭皮囊很快演变成一个酒鬼与祸患，昏庸无道，鱼肉百姓，继之成为帝国肌体中一个冒着脓头的疖子——这个疖子在郑贵妃死去十一年后，相传为造反起事的李自成农民军所杀，三百斤重的身躯跟鹿肉掺在一起被烹煮，并为此大摆宴席，号称“福禄酒”

，为闯王军士一啖为快。

这个结局，更是地宫中的万历皇帝所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