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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中诞生（第2页）

1964年4月，文化馆在秦始皇陵冢附近社员家里征集到一件秦代跽坐陶俑，才65厘米高，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次突然出现了跟真人一样高大的陶俑，当然令人震惊。

不过猛一下子还难以断定是不是2100多年前的秦代文物，因为如果是秦始皇陵冢周围出土则很可能是秦代的，可是这里离陵冢有一二公里之遥，秦代陶俑放到这么远的地方似乎不大可能。

他们没有为此多伤脑筋，目前最急需的是把这些文物收拢起来，以后再慢慢研究。

“这可能是极有价值的国宝，井不要再打了，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拢起来，送往县文化馆收藏好……”

副馆长王进成对杨培彦叮嘱了一番，即刻返回临潼。

第二天赵康民又来到西杨村，组织社员收捡散失的陶俑、陶片，同时又赶到三里村废品收购站，把收购的青铜箭头、弩机作价收回。

为了尽可能地挽回损失，赵康民又带领社员用借来的铁筛子，把可能带有文物的井土全部过筛，许多残砖、陶片，包括陶俑的手指、耳朵等都被筛了出来。

在赵康民的指导下，社员们把这些完整的和不完整的、大大小小的文物装了满满三架子车，拉到几公里外的县文化馆，赵康民当场给了30元人民币以示奖励。

拿到钱后的社员们十分惊讶：“这三车破砖烂瓦给这么多的钱！”

回到村后，这些社员把30元钱如数交到生产队，队里给每人记了5分工（半个劳动日），此时的5分工可值1角3分钱，大家都感到十分满意。

赵康民把社员送来的文物做了初步整理，觉得有必要再亲自做些考察发掘，于是便在5月初又到打井处招来一帮社员发掘了20多天，直到社员准备夏收时才停止。

这次发掘，在井的周围掘开了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的大坑，发现了更多的陶俑。

此后，赵康民每天躲在文物修复室，对这些没头和缺胳膊少腿的陶俑及一大批残片做了清洗，细心地进行拼对、粘接、修补，没过多久，就修复出两件比较完好的武士俑。

如果说水管员房树民的一番努力，使这支地下大军看到了一丝面世的亮光，那么，这点亮光仍然只是黑夜里的萤火，一闪即逝了。

临潼县文化馆把此事跟一位县委副书记说过之后，没有将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继续上报，只是让文管干部赵康民在馆内的一角神不知鬼不觉地对陶俑进行修复。

这种令人费解的心态和处置方法，使这支地下大军再一次陷入绝望。

当然，文化馆领导及赵康民也有自己的苦衷。

那还是在1964年，正是全国上下大搞“四清”

运动[2]的时候，年轻气盛的赵康民竟因为把渭河北岸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几个石雕像用车拉到县文化馆收藏，结果被当作搞“封资修”

的典型，在全县通报。

许多年后，蔺安稳在办公室充满**地向作者讲述当年的故事

历史上常有许多东西属于未来。

眼下，“批林批孔”

[3]正热火朝天。

鉴于历史的教训，在报与不报的两难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

不过，后来有知情者透露，文化馆上上下下也有不愿别人插手的考虑和默契。

正当赵康民躲在僻静的文物修复室，潜心修复陶俑时，这年5月底，由于一位不速之客的偶然“闯入”

，使这支地下大军又绝处逢生，大踏步走向当今人类的怀抱。

这位不速之客就是新华社记者蔺安稳。

蔺安稳是临潼县北田乡西渭阳村人，196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新华总社工作。

他这次回临潼，是作为公休假，探望仍在临潼县文化馆工作的妻子以及家人。

就在这次探亲中，他从妻子口中得知文化馆收藏了农民打井挖出的陶俑。

有一天，他径自走到文物陈列室后面一个暗淡的房间去看个究竟，只见几个高大魁梧的陶俑身着铠甲，手臂作执兵器状，威风凛凛，气势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