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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坑之谜（第2页）

秦始皇兵马俑三号坑的发现，使当今人类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做出古代军事战术至此已完全成熟的结论。

既然三号坑是整个军阵的指挥机关，它的形状结构以及坑内的布局自然变得特殊。

坑中的车马房为一东西向的长方形，东与门道相对，北与北厢房相连，南与南厢房相通。

车马房中有彩绘木质战车一乘，这乘车的形制与一号坑发现的战车明显不同，车舆不仅彩绘着华丽而鲜艳的纹饰，同时在车左侧还发现了一个直径为42厘米的彩绘花盖。

战车上没有发现兵器，战车的背后，俑的数量也不同于一号坑。

在一号坑出土的战车往往会有3件陶俑，而且车后尚有数量不等的随车徒步兵。

而三号坑出土的战车上有4件陶俑，中间的驭手俑和军吏俑呈一前一后排列，其余两件车士俑位于左右两侧，军吏俑身穿短褐，上披彩绘花边的前胸甲，头戴单卷尾长冠，右臂微举，手作按剑状，从它的冠式、铠甲、手势分析，身份高于驭手，但似乎又低于一号俑坑车后站立的将军俑。

其余两件陶俑从衣着打扮可以看出地位更加低下，应为普通的车左或车右。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一种乘坐4人的指挥车，三号俑坑的战车当属于这一类型。

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战车又似乎不同于春秋时期的驷乘[3]指挥车，那么这辆指挥车的用途和作用又是什么呢？俑坑的发掘者、著名考古学家袁仲一对此做了这样的解释：“二号俑坑的车位于队列的最前端，似为前驱车，又可名为先驱军，行军时导行在先，作战时挑战先驱。

即在战前向敌军致战，表示必战的决心，然后两军开始交锋。”

这种解释也许合乎历史真实，但从现代战争的眼光看，是否可以否定这种“导行在先”

，而看作指挥者的专车，或是视察战场局势的巡视车呢？

三号坑中的鼓车之府（车马房）

三号俑坑南北各有一个较大的空间，可能是厢房，因为考古人员在这两个空间的前廊和车马房相接处发现有朽木门楣遗迹。

门楣经过髹漆处理，并装有等距离环首铜钉4件。

根据遗迹推断，门楣上的环首铜钉当是用以悬挂帷幕之用，继之推断当时车马房进入南厢房入口处是悬挂着帷幕的，借以将两个空间相隔，各自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

而北部的空间与南部相同，门楣、铜钉遗迹俱在，只是建筑形制稍微简单一些。

考古人员把这两个空间命名为南北厢房，这个命名很容易令人想起《西厢记》中情意绵绵、**人心脾的爱情故事，通过发现的帐钩等饰件的分析，可以断定南厢房是军事将领研究制订作战方案和休息之处，并没有男女欢愉之事的情况出现，只有40件披甲的武士俑成队地站立着。

而北厢房同样没有闺房痕迹，相同排列着22件武士俑也均为男人模样，看来这两个厢房是一个阵前指挥部。

纵观三个兵马俑坑，不仅在建筑形制上完全不同，而且在陶俑的排列组合、兵器分布和使用方法上也各有特色。

一、二号俑坑的陶俑都按作战队形做相应的排列，而三号俑坑出土的武士俑则呈相向而立的形式出现，采取了夹道式的排列。

无论是南北厢房还是正厅，武士的排列方式均为两两相对，目不斜视，呈禁卫状。

一号俑坑的武士俑有的身穿战袍，有的身披铠甲，有的头梳编髻，也有的将发髻高高绾起。

而三号俑坑的武士均身披重铠，头梳编髻，其陶俑造型魁梧强悍，面部神态机智灵活，充分显示了古代卫士特有的性格和威武机智的精神风貌。

当然，三号俑坑最显著的特点当是兵器的不同。

一、二号坑有大量的戈、矛、戟、剑、弯刀之类的兵器，而三号俑坑只发现一种在古代战争中很少见的无刃兵器——殳。

这种兵器的首部为多角尖锥状，呈管状的殳身套接在木柄上，它只能近距离杀伤敌人或作为仪仗，显然不是应用于大规模厮杀的兵器。

从大批殳的出土和武士俑的手形分析，三号俑坑的卫士无疑都是手执这类兵器而面对面站立的。

除此之外，三号坑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发现了占卜用的实物，这些实物是为卜算战争的吉凶所必备的材料。

卜战仪式最早源于史前时期的石器时代，殷代最为盛行，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卜战仍然是战前的一项重要仪式。

其方法是在龟壳或牛肩胛骨的一面钻孔，灼热后骨背面便出现裂纹，占卜者可按裂纹的不同判断吉凶。

可以说，古代人每次军事行动，特别是重大的军事行动，都离不开占卜。

最显著的一次例子是周武王九年，武王与姜子牙计议，决定东征伐商。

周军出发前，作为统帅的姜子牙左手持金斧、右手执白旄，号令三军将士。

周军纪律严明，旗鼓整齐，当大军开到黄河渡口孟津后，赶来参加伐商的诸侯竟有800名之多。

就在这时，姜子牙下令班师回营，因为他这次出征的目的就是检阅部队的战斗力量和试探诸侯的人心向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