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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占成说 我有功（第3页）

’他这个话我曾向工地的王玉清、张占民等人讲过，就在将军俑头被盗的前一两个月，王学理个人和我谈不通，又从考古所叫来两位领导跟我谈，当时我仍未接受，并且态度坚决地重申了我以上的理由。

那次的谈话考古所领导都有记录，可以证明我没有接受这个要求。

既然队上找不到保卫干部，作为常务队长的王学理，就应及时向上级申请要专职保卫干部，落实安全措施，但可惜的是，王学理同志没有做这个工作，致使将军俑头被盗。”

刘占成说到这里停住，眼睛闪着激动的光望着我，似要听我发表自己的见解。

然而，我没有吭声，只是将烟蒂轻轻地捏压在烟灰缸里，继续听他按原有的思路讲下去。

“处分决定称：今年2月，在副队长王学理不在时，虽未明确让他代职，但让他招呼队里的工作，在此期间发生了将军俑头被盗案。

事实是，今年2月，正值工地春节放假，王学理和我是节日值班带班干部，但他却不来工地，后来不知谁批准，有何事，他突然决定去北京。

在王学理去北京前，不是指明让我代职，而是根本就没有让我代职，只是分头安排了一下工作而已。

当时他说去四五天，但却迟迟十几天才归。

“我清楚地记得，王学理走前，交代给我的工作有两件：一是招呼好节日值班人员，二是管好开工后的发掘现场工作。

对于修复上的工作，以及存放将军俑头的仓库钥匙，他是通过屈鸿钧另外安排的，与我毫无关系。

2月12日，我结束了院子管理节日值班人员的任务，13日正式转向大厅发掘现场的管理，18日修复中的将军俑头被盗，这能说是我的责任吗？”

刘占成说着，站起身，显然是有些过分激动以致使他焦躁不安，在屋里来回踱步。

坐在我们身旁始终未作声的刘占成的妻子，望着丈夫越发黑红的脸，小声说道：“算了吧，说这些有啥用？还是喝点水，说些令人痛快的事吧。”

屋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那武士俑头的丢失是怎么回事？听说公安机关破获此案后，秦俑馆和考古队都不承认是自己丢的，那到底是谁丢的？”

我想起新华社曾向世界播发的那条令人困惑的电讯之后问道。

刘占成再次点上一支烟猛吸着，点点头，沉思片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他似乎已没有了先前的怒气，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

“我这样说吧，在武士俑头丢失时，秦俑坑一号大厅已被分割成前、中、后三个部分，你知道，在盖大厅时这些兵马俑已全部用土回填，也就是又全部用土埋了起来。

到1980年时，前部的兵马俑已重新发掘出来，并经过修复，大部分又在原地站了起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部分。

“前部修复好后，考古队又将后部的兵马俑发掘出来，并修复了一部分，只有中间一块还没动。

这时，秦俑博物馆和考古队进行了移交，事情也跟着来了。

按规定秦陵考古队要将前部和后部全部移交给秦俑馆，属于考古队管理和发掘的只有中间那一部分。

可王学理同志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全部移交了这两部分文物后，又在自己起草的关于文物保卫的协议中写道：‘前五方坑中存放的文物由秦俑博物馆承担文物安全及卫生工作。

’至于后部的文物安全保卫工作归谁管，协议中却没有提及。

如果不出事，双方都你好我好相亲相敬，可偏偏事情就发生了。

1987年3月27日，肖建国混进了展厅后部，趁值班人员不注意，脱下褂子将一个武士俑头包起来悄悄地顺着地道口也就是一号展厅的后门溜走了，这时博物馆和考古队谁也不知道。

“案子破获后，公安机关来问，说是肖建国盗走的俑头是大厅后部的，而这一部分的文物就是属于秦俑博物馆的，如果没有协议书，责任肯定要秦俑馆承担，可这时秦俑馆将协议书拿出来，祸就落到了考古队的头上。

刚才我已经说过，王学理跟人家签的协议书是前五方的文物安全由秦俑馆负责承担，那么中间和后部谁承担？尽管协议上没有写明，当公安机关来人询问时，考古队一方咬定文物是秦俑馆的，应由秦俑馆承担责任，与考古队无关。

秦俑馆一方却在协议书的文字中做文章，尽管文物属于秦俑馆，但安全保卫却归考古队，武士俑头的被盗责任应由考古队来承担。

所以就有了新华社发出的令人困惑的消息。

可事情推来推去，还是秦俑馆占了上风，这个糊涂协议给考古队带来了本来不应该有的大祸，我自己也在这场大祸中倒了霉。

更令人感到气愤的是，王学理同志起草的这个协议书以及和秦俑馆的签字经过，我一点也不知道。

所以说文物局把武士俑头丢失的责任推到我头上，是毫无道理的，给我的处分是不实事求是和完全错误的。

这个错误决定是对一个公民人格的公然践踏。”

“那么您认为将军俑头和武士俑头被盗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

我瞥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已是10点多钟，决定在临走前提出最后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