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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的故事（第1页）

蚂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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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一颗沉甸甸的心，我走进陕西省文物局的办公楼，希祈在这里能对积聚在脑海中的诸多问题有个全面的解答和感悟。

在一间挂有“党委”

和“纪委”

两种名称的办公室里，我向工作人员出示了介绍信并说明来访之意。

看得出，负责纪检工作的两名工作人员对我的来访很感为难和棘手，他们以政府职员惯有的极度小心，谨慎、简单地回答着我的提问。

这种小心谨慎致使他们自始至终都未向我透露自己的姓名和职务。

“我们对这几位同志的处理情况及事实依据都根据省人大、省政府领导的意见重新做了复查，复查后仍然没有发现新的证据和理由推翻原来的决定。”

工作人员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份“陕文物党（88）2号”

文件递给我。

由于他们事先向我做了只准看、不许记录和复印的规定，我只有凭记忆大体地记下了文件的内容：

一、省文物局正式对省考古研究所批复，将“秦俑坑考古队”

改为“秦陵考古队”

。

考古队除改换名称和更换领导外，其余工作人员基本未动。

将军俑头被盗案发生在王学理任期内和直接管辖的考古辖区内。

二、将军俑头被盗原因是取消值班制度，王学理于1985年11月8日亲自将昼夜值班改为只在重大节假日值班。

由于王学理同志的错误安排，致使院内空虚，出现俑头被盗的重大责任事故。

…………

将复查文件交还对方后，工作人员总结性地对我说：“这个问题从最早的处理一直到后来的复查，我们都比较慎重。

局长带人做了几个月的调查了解工作，证实了以前的处理是正确的，没有新的理由和新的事实可以推翻原来的处理决定。

国家珍贵文物丢失了，内部没有一点责任吗？如果平时安全保卫措施落实得好，文物是不会丢失的。

作为考古队的直接领导者和管理者受个处分并不过分。

在案发后不久，司法部门要追究相关人的刑事责任，我们文物局领导出面把事情承担了下来并做内部处理，他们才免于刑事责任。

现在领导有些后悔了，要是当初不出面，推给司法部门处理，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麻烦……”

临走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反复地亲切叮咛我：“你最好不要卷入这个是非之中来，试想，你否定文物局，说文物局处理得不对不行，要说文物局处理得对，受处理者不对也不行，只要你的态度倾向一方，另一方就可能和你打官司或到单位去告你，到那时你就会感到进退两难、无法自拔，别想再有清静的日子了……”

我点头称是，我说我没有对这类问题做出对与错的判别的义务，只有客观描绘生活、再现生活的责任，而文学的迷人正是确有那么一些作家出神入化地描绘了生活，而不是生硬地去干涉生活，甚至去当一个纸糊的法官。

作家有对生活参与的权利，但这种权利是受到局限和有尺度的。

或许，正如英国天才导演兼诗人、画家、植物学家和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德里克·贾曼（DerekJarman，1942—1994年）所言：“作为见证人，写下这个时代的悲伤，但并不是要拂去你的笑容。”

这样想着，我按事先打听到的路线来到了原秦俑坑考古队队长杭德洲家门口，迎接我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头发斑白的大汉。

尽管对方已过花甲之年，周身少了些虎虎生气，但没有人生晚年的暮气，只是他同大多数刚从位子上退下来的普通机关官员一样，心灵中**漾着一股莫名的失落、迷惘、惶恐和无奈，这一切都从他那对什么都不太专注的眼睛和身体的一举一动中折射出来。

此时，杭德洲已从省文物局文物处处长的位子上退休，在家闲居两年了。

我说明了来意，并让他谈一下对将军俑头案处理结果的看法。

杭德洲点点头，略微沉思了一会儿说：“当时局里为什么这样处理，我是一个中层干部，不太清楚。

不过我认为这样处理应该是合理的，文物局没有什么大错，过去我们常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一条根本的原则，离开了这条根本的原则，便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我想现在也如此，你不相信文物局，不相信共产党，还能相信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