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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依旧在（第2页）

光阴荏苒，人生苦短。

站在新世纪的霞光朝露中蓦然回首，秦俑考古队和秦俑博物馆的第一代人，几乎都不在岗位了。

记得我第一次来秦俑馆时，宣教部主任马青云女士跟我谈起她接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里根夫妇的故事，谈笑风生间，她显得那么年轻而富有生气，那么潇洒活泼，那么让人激动和兴奋。

当我第二次来的时候，她已经退居二线，尽管她的谈话依然幽默风趣，她对我的帮助依然热情坦诚，但我还是感到她跟几年前相比有了不少的差异，望着她两鬓斑白和走向衰老的面容，我的心中翻起了一股莫名的无法言状的悲伤。

也难怪，她的女儿，当年活蹦乱跳的小女孩，也已做母亲了。

而我在这之前的叙述中，提到的诸如王志龙、杨异同等，也已有了孙辈了。

每个人在时间老人面前都是永远的输家。

刘占成（中）在兵马俑坑发掘现场记录（张天柱摄影并提供）

令人欣慰的是，继我1991年来秦俑博物馆的那个早春之后，这里的工作人员又走过了10年不同寻常的历程，同时也实现了多次推进后的一次大的综合性开拓。

秦俑二号坑的发掘，已经全面拉开了帷幕。

当年卷入将军俑头案的刘占成，尽管上诉无果，但已从人生的低谷中走了出来，并在秦陵考古队副队长的岗位上意气风发地投入了工作。

考古队的工作人员，无论是从事紧张的清理工作还是协助工作，都不会忘记对周围环境的搜索，希冀会出现“乐府钟”

这样的宝物或其他考古线索。

因而在秦俑馆继70年代之后的二期扩建工程各施工工地开挖地基的地方，随时会看到考古队员的身影，他们不仅对俑坑周围的地层情况做了全面了解，并且在离俑坑较远的一个枯井旁，发现了一座早期居住遗址，其时代约在春秋或者更早的时期，遗址中的火塘遗存和一些时代明显偏早的陶片，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考古信息，它将以另一种完全不同于秦兵马俑的景观展示于世。

更令人欣慰的是，继第一代秦俑考古工作者之后，第二代已经迅速崛起，这支队伍的主将就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张仲立、张占民、刘占成，甚至是更年轻的段清波等知识分子群体，而新的考古队员也大多是来自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

这支新崛起的“学院派”

或“西大派”

队伍，同第一代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开拓性。

作为新生代的他们，除了具有年轻强壮的身体条件外，还具有第一代无可比拟的考古专业知识和新的考古学思维方法。

他们不但能参加实际发掘，更重要的和更难得的是，他们有先进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能将发掘出来的实物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通过先进的思想和技术研究辨别出来，从而形成新的秦俑考古景观。

可以预见的是，在以后的10年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中，主宰秦俑考古发掘和领秦俑甚至秦陵研究**的必然是这支新近崛起的队伍。

又说到考古，我很同意秦陵考古队主将张仲立、刘占成两先生的看法。

现代考古与那些挖宝者的区别就在于，它本身首先是一门科学研究，其目的在于科学地揭示古代历史的文化和准确恢复历史文化景观，它借助现代科学手段来发掘古代遗存，破译古代信息，进而从中抽译出历史演进的规律和能够对现代人类产生鼓舞和激励的优秀的古代精神。

王学理（左）在任汉阳陵考古队长期间，向前来参观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介绍新出土的汉代陶俑

在此前的某些篇章中，我对秦兵马俑的考古发掘做出了一些不敬甚至是批评的叙述，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秦兵马俑坑和秦陵考古工作者的敬业精神以及对秦文化或者相关文化的研究所付出的努力和热情，以及取得的成果，是我所了解的中国不同的考古队中最为出色的，也是最为优秀的。

也许是关中优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化遗风，滋养了他们秉承文化遗产和破解文化遗存的性格，只要走进秦俑馆和秦始皇陵考古队就不难发现，这里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有各自的研究成果刊之于世，诧异之余，让人多了几分敬佩。

明珠上尽管洒落着尘埃，但尘埃毕竟遮不住明珠的光亮，这便是我对秦兵马俑坑和秦始皇陵园考古发掘工作近30年来所做出的整体评价。

走笔至此，不禁使我想起了在秦将军俑头案中倒了霉的原秦陵考古队常务副队长王学理。

按他的说法，自己参加秦俑的建馆、发掘、研究先后共历18个春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

其实依我的观点来看，他则是功劳、苦劳、疲劳三者兼得者。

何以言之，只要回顾一下我在此前叙述的他的工作经历和命运沉浮即可领悟。

现在需要补充的是，王学理由于将军俑头案而被撤职查办后，不久就离开了秦俑坑发掘工地，回到了位于西安市省考古研究所的家中。

在闲居的日子里，他于苦闷中一面写申诉材料，为自己喊冤叫屈，一面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文化良知，默默地做着关于秦俑和秦文化的研究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他凭着多年的发掘积累和深厚的学术功底，硬是写出了《秦始皇陵研究》、《秦俑专题研究》和主编了《秦物质文化史》三部像砖头一样厚的著作。

这三部作品同时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一致好评，其锋利的笔触、广博的知识、丰富的资料、独特而又切中历史真实要害的剖析，以及流畅的文字叙述，都显示出这三部著作所具有的大家气度。

而其中的《秦物质文化史》和《秦俑专题研究》，分别获得了“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

著作鼓励奖和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这样的情形很容易使人想起太史公的千古绝唱：“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斯言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