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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时代（第1页）

悲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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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冯汉骥的具体操作下，1963年9月，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组成联合发掘队，再次来到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附近进行发掘。

这是燕氏父子发现玉器坑三十四年以来，首次由中国人主持对三星堆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月亮湾遗址进行正式的科学发掘。

此次发掘的具体组织和指导者，理所当然地属于既是博物馆馆长又是川大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

按照合作双方达成的协议，除冯汉骥之外，联合发掘队的副队长分别由省博物馆的张才俊与四川大学教授马继贤两位考古学家担任，其成员有省博的戴堂才和川大的童恩正、宋治民等考古学家，以及广汉县文教科的谭锐和中兴公社的文化干事王文江等人。

按照要求，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十五名学生全部参加了此次发掘。

9月18日，由四川大学教授马继贤与一名学生乘一辆汽车，携带部分生活用具到广汉打前站，安排食宿等诸多事宜。

由于中兴场至月亮湾地段道路狭窄，阡陌纵横，汽车无法通行，只得将发掘工具、器材以及其他生活用具在中兴公社的大院内卸下，由马继贤和他的学生花费了一天的时间，用肩膀挑到月亮湾回龙寺小学，在那里租借了三间平房安顿下来。

9月20日，联合发掘队几十名师生和考古学家携带发掘工具，乘两辆敞篷汽车开赴广汉月亮湾进驻回龙寺小学。

按照规定，凡参加发掘者每人每天平均只有一斤粮食的定量，缺额部分派一名学生到乡下收购些红薯作为补充。

当生活稍做安顿后，按照冯汉骥的战略部署，在月亮湾分别选择了三个地点进行发掘。

第一个地点选在燕家院子东南三十米左右的稻田里，北面靠近当年出土玉石器的水渠，共开探方十一个。

第二个地点选在水渠的北面不远的稻田，只开一条探沟。

第三个地点选在月亮湾一道高高隆起的土隔梁上，开挖探方一个，其目的是探察此处是否有由人工夯筑的一道土墙或更加宏大的城墙。

当这三个点的发掘陆续开工之后，发掘人员将原划分的农耕土、文化层与生土层详细分为上下两层，并分别定为商代和西周早期。

冯汉骥一边与师生们在坑中发掘，一边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真诚地对年轻的教师和学生们说：“我们从事现代考古工作，必须亲自参加田野发掘，锻炼自己，切莫再学过去的金石家，整天坐在书斋的沙发上听任他人汇报古物出土的消息，并不亲自到现场调查核实，那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以后无论是谁，再也不要做沙发椅上的考古学家了……”

这些看似浅显的漫谈，实则是颇为深刻的做学问之道，令年轻的师生们牢记心怀，并在以后若干年的社会实践中付诸行动并大为受益。

对于所发掘的实际考古资料的应用，冯汉骥还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和几十年工作之经验告诉学生们：“要先从类型学的分析着手，再进而探讨其社会意义，观察务求细致，思考力致周详，应使器物烂熟于胸，在研究透彻之后才能下笔成文。”

就在这样一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发掘中，月亮湾联合发掘队于三个地点，共开掘十二个探方和探沟一条，发现房屋三组，墓葬六座，陶片三万多片，出土了几百件玉石器、骨器、青铜器残片等等极富研究价值的文物。

同时，在三个探方的二层中分别发现了一些零星的青铜器残块、孔雀石、铜炼渣等遗物，并发现一块沿边附有铜炼渣的粗陶片。

经考古人员的初步推断，当是坩埚的残片，遗憾的是没有发现炼炉的遗迹。

面对已被揭露的遗址和出土的大宗器物，冯汉骥与联合发掘队的每位队员心情都颇为高兴。

整个发掘工作在平和的气氛与收获的喜悦中，按照原定计划于同年12月3日结束，为期四十多天。

关于这次发掘的成果，时任发掘队副队长的马继贤在若干年之后曾做了一篇追记，文中说道：

月亮湾遗址发掘迄今已近三十年，当年指导发掘的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亦已辞世十余年，可此次发掘的资料一直未能公之于世。

作为当年在他领导下工作并受教于他的学生，我实感有愧。

几年来，一些同志知道我是当年发掘的实际负责人之一，一再要我撰文介绍情况。

敝人实难推卸，只好应命。

不过当年的原始记录已不在手边，不能尽道其详，只能依据当时整理保存的一些不很完整的资料做一回顾和追记，并以此作为对冯先生的纪念。

……

首先，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该遗址的第一次科学发掘，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批有地层依据的可信性资料，有助于对后来三星堆附近发掘的材料进行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