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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东渡日本（第1页）

茶文化东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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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茶经》的问世，随着茶道文明的普及和发展，对茶叶的生产制造、茶叶的贸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在中唐出现了八大茶区和几条大的贸易路线。

据陈椽《茶叶通史》的估算，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全国产茶已达200万市担，人均竟达3.64斤，不仅创造了历史的最高峰，而且制茶工艺和茶道艺术也有了一个新的突破。

故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规定，凡民间种植的茶树，全部要移至官营茶园，民间存茶一律焚毁，这便是大唐历史上的“榷茶制”

。

这一法令，将茶叶的种植、加工和销售全部归于官府。

榷茶制先是用于内贸，后茶马贸易[1]兴起，又开始用于边贸。

与此同时，唐朝廷也开始对茶叶征税，以解决财政困难。

[2]中唐以后，唐朝廷曾四次颁布关于茶的法令，可见茶在国计民生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制定的《茶税法十二条》中曾明文规定：“私鬻之犯，皆三百斤乃论死。

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

从这项严厉的法令中可以看出，茶税对于唐朝廷的财政是多么重要，由此也可以看出，植茶和饮茶风尚在大唐帝国正在走向繁荣。

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背景和现状，作为特产并在大唐帝国达到鼎盛和繁荣的茶叶，同丝绸、瓷器等精美绝伦的物品一样，走出本土远销海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大唐茶文化也在这股必然的趋势中，在异国土地上开花结果了。

关于中国茶种传播的第一个国家，史学界公认的是朝鲜，而后是日本、西亚等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邻国。

史载：新罗国27代善德女王（632年）时代，留学僧人从中国带回了茶种，种植于韩国的河东郡双奚寺，由此开始了朝鲜半岛茶树的栽培与饮用的历史。

当然，中国茶树的栽培和茶道艺术，最典型和最有代表性的传播地当数日本。

另据可考的资料记载，唐代高僧鉴真于唐天宝十二年（753年）东渡日本，在传授了佛教的同时，也带去了茶种和茶文化。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也就是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日本天台宗的开山鼻祖最澄和尚和其弟子义真，乘遣唐使船来中国求法。

在次年回国时，最澄不仅携回了天台宗经疏论及其他佛教经典，在比壑山开创天台一宗，大弘教化，而且还从天台山和四明山带回茶种，栽于近江（日本滋贺县境内）的台麓山地区。

应该说，最澄和尚是日本植茶技术的第一位开拓人，日本茶文化历史的序幕也是从这里真正地揭开的。

与最澄和尚同年来中国，而于日本嵯峨天皇大同元年（806年）回国的日本僧人空海，不仅带回了密教佛法，也带回了唐朝的饼茶和茶种，分种各地，还有中国制茶的石臼和蒸、捣、焙等制茶技术，并全面地在日本传播中国茶艺。

空海和尚在弘仁五年（841年）闰七月二十八日上献《梵宇悉昙字并释义》等书时，所撰的《空海奉献表》中，就有“茶汤坐来”

的字样。

可以说最澄和空海乃是日本栽茶和传授茶道的始祖。

随后，最澄和空海的弟子圆仁、圆珍、常晓、圆行、慧远、宗睿等人，在入唐求法回国后，也都带了茶种和茶道艺术。

与此同时，还有一位重要僧人，为中国茶艺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就是早在光仁天皇宝龟初年（770年）就入唐求法，于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805年）与最澄和尚同年归国的永忠和尚。

永忠和尚在大唐居住长达三十年之久，平时不仅嗜茶，也深入研究唐朝的饮茶风俗和技术。

回国时，他带去了唐朝的茶种和乐器，并开始在日本传播。

而传入日本后的中国茶道正式走进宫廷并受到皇室的青睐，应该始自嵯峨天皇，也正是他的推波助澜，才使茶道在日本扎下了根。

此时的嵯峨天皇对大唐文化格外青睐，不仅是最初品茶饮茶的第一位天皇，其宫中的礼仪及服饰也采用唐的形式和制度。

不仅如此，这位天皇还特别喜欢吃中国饭菜，又对唐文化钻研颇深，堪称当时书法、汉诗书作的第一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