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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世界诸文明（第1页）

透视世界诸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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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得知夏商周断代工程特设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专题，并由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承担研究后，林志纯兴奋异常。

想不到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不但世界古典文明的研究在中国的学术空白得以填补，而且研究成果可以直接为中华民族古史年代学研究发挥作用，这无疑是一件值得自豪和庆幸的事情。

作为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创始人和开拓者，林志纯在接到专题任务后，顾不得年老体衰，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使命感，率领研究所12位教师和博士生，组成一支精干的队伍，立即投入研究工作之中，并很快完成了关于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的12篇高质量研究报告。

这批研究成果提交夏商周断代工程后，使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一步了解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同时，也拓宽了眼界，增添了见识，受到了启迪，从而促进了各自承担的任务更加科学有效地完成。

从林志纯教授和他的门生郝际陶、王乃新、吴宇虹、张强、刘健、郭丹彤、李晓东、吴绍祥、曲天夫、吴延歌等青年学者对世界诸文明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所谓的公元纪年，是公元6世纪著名宗教法规学者小狄奥尼修斯创立的，他根据罗马的纪年传统，推算出耶稣基督诞生于罗马建城后的第753年，这一年为基督元年，即公元元年。

据研究者称，从宏观上讲，以公元为坐标，一元时空意义上的西方古典绝对年代框架的建立，正是以公元元年为出发点并将罗马儒略历向前延至远古时代的一种时间排序。

制作于图特摩斯一世统治时期的埃及历史书。

历史书记述，当天狼星在地平线上升起的那天，即夏季第三个月的第28天，便是一年一度的祭祀日。

该图右起第三栏的中间可以看到天狼星的图像

与中国的古文字不同的是，两河流域与赫梯的古文字形式，是一种用削尖的芦苇秆压印在泥版上写成的楔形文字，这些文字与形、声、意兼备的埃及象形文字一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渐渐被弃用，最终成为无人知晓的“死文字”

。

在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前，人们对这些地区的认识与了解也只限于《圣经·旧约全书》以及西方古典著作中一些零乱，有时甚至是歪曲的记载。

自19世纪初，随着近东地区大量泥版文书、碑刻和纸草文书的出土，以及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的释读成功，尘封了几千年的两河文明、埃及文明、赫梯文明才逐渐为世人所知。

而全方位研究这些古代文明的新兴学科——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的建立，则标志着古代近东各地区年代学研究的开始。

相对而言，埃及年代学的研究有着较为丰富的纪年史料，如王表、国王家谱、铭文及天象记录等等。

根据这些带有文字的古代遗存，并以第二十六王朝（后王朝时期）为基点，由后向前推，便可建立起古代埃及历史沿革的年代框架。

就历史分期而言，古代埃及史大概可分为前王朝（史前文化）、早王朝、古王国、第一中间期、中王国、第二中间期、新王国、第三中间期、后王朝时期及希腊—罗马统治时期。

前文已叙，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托勒密时期，僧侣学者曼涅托就已经为埃及年代学的创立做出过许多努力。

由于曼涅托既懂希腊文，又精通埃及语，托勒密二世遂命他用希腊语撰写了那部闻名于世的《埃及史》。

这部著作同以往王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用陈述性的语言来记叙国王及其统治的。

遗憾的是，这部著名的史书除了保存在约瑟芬著作中的一些段落外，原著已经被战火焚毁。

不幸中的万幸是，这部著作中带有王朝划分的王表却辗转流传下来。

曼涅托把埃及历史分成30个王朝，这种分期方法被早期埃及学家所采纳，直到今天仍然不失其研究价值。

就埃及年代学意义上的“王朝”

而言，在僧侣曼涅托《埃及史》一书中划分界定的基础上，后人又加上了一个王朝，成为31个王朝。

从事研究的张强博士在提交的总结性研究报告中说：“任何年代学研究的目的，都是尽可能地将一段历史，通过各种方法、手段，准确、精密地予以定位。

这个问题对今天的历史非常简单，然而对几千年以前的一个文明的历史年代来说就不那么轻松了。

……研究者面临两个必须解决又很难解决的难题：第一，古埃及纪年与现代纪年不同，古埃及年表与现代年表亦不同。

第二，有关埃及年代学的材料大多有不同程度的破损，有些在记载上有很大差异，有些甚至被篡改。

就王表来说，著名的帕勒摩石刻（因该碑收藏于西西里首府的帕勒摩博物馆而得名）中的王表大部分已残破，而都灵纸草（因收藏于意大利的都灵埃及博物馆而得名）由于保存不善而成为残片，尽管有商博良等人的天才修复，但许多脱漏仍无法补救。”

林志纯教授的弟子郭丹彤、李晓东博士在提交给“工程”

的两篇关于埃及学的研究报告中，对这一问题论述得更加详细，按两位博士的说法，现代埃及学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1904年，德国学者迈尔发表了第一部系统全面地介绍埃及年代学的专著《埃及年代学》。

1925年，法国学者魏尔对埃及年代学研究的基础、方法和结果进行了阐述，从而形成了埃及年代学研究的原始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