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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事件（第1页）

《瓦格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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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音乐家的问题

一

如果一个人要对这篇文章做公平的论断，就应该从音乐的命运中去感受苦痛，正如从外伤受到苦痛一样。

当我因音乐的命运而感受苦痛时，究竟受到了什么样的苦痛呢？那是因为音乐已被剥夺了美化世界和肯定的性格，现在已成颓废的音乐，不再是狄俄尼索斯的笛声了。

但是，假如一个人觉得产生音乐的缘由，就是他自己存在的缘由，就是他自己感情表露的话：那么，他会发现这篇文章非常温和而谦恭。

作为一个老炮手而言，谁能怀疑我能把大炮瞄准瓦格纳？我具有这方面一切决定性的东西，我喜欢过瓦格纳。

但毕竟，对一个比一般人较为狡猾精明的“不认识的人”

加以攻击，而这个“不认识的人”

又是别人不太容易看得出，这是我毕生事业很重要的一部分。

啊！

除了一个音乐骗子1以外，还有很多别的“不认识的人”

需要我去撕掉他们的假面具，尤其是，我必须攻击德国人，因为他们在精神事务方面，不断地变得更懦弱，而在本性方面，则不断地变得更贫乏，也更“老实”

。

德国人以很大的胃口，把一切矛盾集于一身，把“信仰”

与科学，基督教的博爱与反闪族主义，权力意志（建立一个帝国的意志）与谦卑的福音等，一股脑儿狼吞虎咽，吃了个干净。

所有这些，竟没有一点消化不良的迹象：在所有这些矛盾之中，他们不站在任何一边，好一个没有选择的胃口，好一个“不自私”

。

好一种正义感，将平等权利给予一切人，发现一切东西都是可口的：无疑的，德国人都是理想主义者。

当我最后一次来到德国的时候，我发现德国人的口味，正等同看待瓦格纳和塞京根的吹鼓手。

我亲眼看到莱比锡人如何创立李斯特学会，来培育和传播狡猾的教会音乐，以崇敬一个真正的和最德国味道的音乐家，这里所用“德国的”

这个字，是就以往的意义而言，即海因里希·邵兹，德国人无疑都是理想主义者。

1　卡里奥斯特罗，西西里的大骗子，生于1743年，死于1795年。

尼采借此暗指瓦格纳，自从尼采和瓦格纳交恶以来，尼采对瓦格纳改变风格，深恶痛绝。

二

但是，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不粗鲁，没有什么东西使我不告诉德国人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实，除了我，还有谁去做这件事呢？

我是说他们对历史事实不严谨。

德国的历史学家们不但完全失去了对文化进步和文化价值那种广泛的观点，他们不但都是政治的（或教会的）傀儡，而且他们更诅咒这种广泛的观点，最主要的是一个人必须先是“德国人”

。

他必须属于“这个种族”

，只有这样，他才能决定一切历史的价值和价值的缺乏，只有这样，他才能建立它们。

“我是德国人”

这句话构成了一个凭证，“而德国重于一切”

这句话则构成了一个原则。

德国人代表了历史上的“世界道德秩序”

，在他们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上来说，他们是自由的指导者，在他们与十八世纪的关系上来说，他们是道德的复兴者，是“无上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