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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官能症（第1页）

第十五章文化与神经官能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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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对最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每一次神经分析都会遇到一些新麻烦。

在每一个病人身上他都会遇到从未遇到过的困难，有些态度会很难去辨认，更加难以做出解释。

有些行为更是在开始就非常不明朗。

回顾神经官能症人格结构的复杂性，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所述，会发现里面包含了很多因素，其多样性也不足为奇了。

每个人的禀赋各异，一生中的经历和体验更是不尽相同，尤其是童年期间经历的差异，使这些因素的构造和组合表现出无限丰富的多样性。

但是正如一开始指出的那样，尽管存在着这些个体差异，但是神经官能症患者成长环境中的关键冲突实际上总是相同的。

总而言之，他们和我们文化中正常人所要面临的客观冲突都是相同的。

用老生常谈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很难清晰地界定神经官能症患者和正常人之间的界限，再多重复一次或许仍然有用。

很多读者面临自己经验中的种种冲突和态度，可能会问道：我是不是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最有效的评判标准就是个体是否感觉到被这些冲突阻碍了，以及他是否能够直接面对它们并处理它们。

当我们意识到，在我们生活的文化背景下，神经官能症患者被同样潜在的冲突逼迫着，并在较小的程度上，正常人也在遭受着这种困扰，我们就再次面临本书之初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文化中的一些什么条件使得神经官能症的形成恰好围绕着我所描述的这些特殊的冲突，而不是别的冲突？

弗洛伊德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有限的思考。

生物倾向的反面就是缺乏社会倾向，因此他将社会现象主要归结于心理因素，而又把这种心理因素归结为生物性因素（本能冲动理论）。

例如，这一倾向就让一些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战争是由死亡本能导致的，我们目前的经济系统是由肛门性欲本能驱动的，机械时代没有在两千年前出现就是因为那个时代存在着自恋倾向。

弗洛伊德并不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过程的结果，他认为文化是生物驱动力的产物，这些生物驱动力被压抑或者升华后的结果就是建立对付这种驱动力的反应形式。

这些驱动越是被完全地镇压，文化越会向更高层次发展。

由于升华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加升华地对原始驱动力压抑的强度会导致神经官能症的发生。

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神经官能症的发生，神经官能症是人类为文化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一系列想法所隐含的理论假设前提就是存在着生物性决定人类本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相信口唇、肛门、**和攻击性驱动力以大致相等的量普遍存在于全人类中。

人与人之间会存在不同的人格构成，文化与文化之间也是，都是因为所需要的压抑程度的不同，这种压抑对不同驱动力以不同的程度施加着额外限制。

历史和人类学方面的发展并不能确认文化发展的高度和性压抑与攻击性驱动力之间的直接关系。

这一见解的主要问题是它假设了定量性的关系而忽略了定性问题。

这一关系并不存在于压抑的程度和文化发展的程度之间，而是存在于个人冲突与文化冲突之间。

定量化的因素同样也不能被忽略，但必须是在整个框架的基础上才能够给出正确的评估。

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某些典型的困难，在个体生活中它们被缩小为具体的冲突，并且在一定的积累下会导致神经官能症的形成。

由于我不是社会学家，所以只能简单地指出导致神经官能症和文化问题的主要倾向。

当代文化从经济上来说是建立在个体竞争的原则上的。

每个单独的个体都要和同组中的其他个体进行竞争，超越他们，并且经常要把他们排挤开。

一个人的利益往往是其他人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