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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合理的国家（第1页）

第八节合理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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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法律与官吏

合理的国家只在西方出现过。

在古代中国的统治制度中，仅在氏族团体与行会的顽固权力之上有少数所谓的官吏阶级。

官吏是曾受人文教育的文学之士，他们领受俸禄，但无丝毫行政能力与法律知识，只能吟诗挥毫，精通古文。

政治上的贡献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

他们不亲自执行行政工作，行政工作由幕僚承担。

为避免官吏盘踞于一个行政区域，故他们绝不能在本乡任职。

他们因不懂其所治州县的方言，故不能与民众接触。

保有此种官员的国家，与西方国家是不同的。

实际上，在中国，一切均源于一种神秘的观念，即帝王及官员能有美好的德行，即文学教养上的完备，便可使事物各安其所。

一旦发生水旱天灾或其他不幸事件，即颁布考试严令，或加速审判，以平神灵之怒。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故农业氏族之力量非常强固，国民经济的十分之九依赖于农民氏族，其余十分之一为工商业行会，本质上一切均自由放任。

官吏平常并不进行管理，只在发生骚乱或意外事故时，才出面干涉。

然而唯一能使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成功的合理国家则与此大不相同。

它是以专门的官僚阶级与合理法律为基础而成立的。

中国曾于7世纪至11世纪间进行改革，由训练有素的官员取代士大夫处理政事，但这种变革只维持了一时，之后因月食的发生，认为天示异变，于是一切均复旧观。

我们自然不可遽而断言中国的民族性，不能容纳专门的官僚阶级。

官僚阶级之形成（或合理国家之成立）实因不能破除迷信而被阻碍。

故在西方，城市与基督教之发展已破坏了氏族团体，而中国的氏族团体之权力依然未经破坏。

受过训练的官僚阶级用来判事的近代西方国家之合理法律，其形式是由罗马法发展而来的，虽自内容视之并不如此。

此官僚阶级虽为罗马城市国家之产物，但在此城市国家中，绝无希腊城市之民主政治与司法。

希腊的法庭在审判小型案件时，用同情、哭诉、指责对方以感动裁判官。

此种方法在罗马的政治审判中亦有之，如西塞罗（Cicero）的演讲词。

民事诉讼中这些做法行不通。

在民事诉讼方面，法官选任一名审判员，严格指示关于被告之判决或不予审理的情形。

之后，在查士丁尼大帝的统治下，拜占庭的官僚阶级开始关心法律，认为成体系和条文明确的法律才便于学习，于是将其整理并编成了体系。

罗马帝国崩溃时，法律即落入意大利公证人之手。

公证人以及大学均诚心主张罗马法之复兴。

他们保持罗马法的契约形式，且应时代之需要重新解释。

与此同时，在大学中发展出了一个自成体系的法律学说。

然而发展的根本特色在于诉讼手续之合理化。

与一切原始诉讼手续相同，古代日耳曼的手续亦为严格的形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