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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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呆了，我也呆了。

邻居家的叔叔婶婶们都到我家来了，传看着电报，陪母亲研究着，讨论着——精神病与疯了是一个意思，抑或不是？好心的邻居们都说肯定还是有些区别的。

我从旁听着，看出邻居们是出于安慰。

我的常识告诉我，那完全是一个意思，但是我不忍对母亲说。

母亲一直手拿着电报发呆，一会儿看一眼，一直坐到了天明。

而我虽然躺下了，却也彻夜未眠。

第二天我正上最后一堂课时，班主任老师将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间教研室里，我见到了分别一年的哥哥，还有护送他的两名男老师。

那时天已黑了，北方迎来了第一场雪。

护送哥哥的老师说哥哥不记得往家走的路了，但对母校路熟如家。

我领着哥哥他们往家走时，哥哥不停地问我：家里还有人吗？父亲是不是已经饿死在大西南了？母亲是不是疯了？弟弟妹妹们是不是成了街头孤儿……

我告诉他母亲并没疯时，不禁泪如泉涌。

那时我最大的悲伤是——母亲将如何面对她已经疯了的“理想之子”

？

哥哥回来了，全家人都变得神经衰弱了。

因为哥哥不分白天黑夜，几乎终日喃喃自语。

仅仅十五平方米的一个破家，想要不听他那种自语声，除非躲到外边去。

母亲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药量，结果情况变得更糟，因为那会使哥哥白天睡得多，夜里更无法入睡。

但母亲宁肯那样，那样哥哥白天就不太出家门了，而这不至于使邻居们特别是邻家的孩子们因为突然碰到了他而受惊。

如此考虑当然是道德的，但我家的日子从此过得黑白颠倒了。

白天哥哥在安眠药的作用下酣睡时，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也尽量补觉。

夜晚哥哥喃喃自语开始折磨我们的神经时，我们都凭意志力忍着不烦躁。

六口人挤着躺在同一铺炕上，希望听不到是不可能的。

当年城市僻街的居民社区，到了夜晚寂静极了。

哥哥那种喃喃自语对于家人不啻是一种刑罚，一旦超过两个小时，人的脑仁儿都会剧痛如灼的。

而哥哥却似乎一点儿不累，能够整夜自语。

他的生物钟也黑白颠倒了。

母亲夜里再让他服安眠药，他倒是极听话的，乖乖地接过就服下去。

哥哥即使疯了，也还是最听母亲话的儿子。

除了喃喃自语是他无法自我控制的，在别的方面，母亲要求他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他都表现得很顺从。

弟弟妹妹们临睡前都互相教着用棉团堵耳朵了，母亲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

不久，我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

两个月后，精神病院通知家里有床位了。

于是一辆精神病院的专车开来，哥哥被几名穿白大褂的男人强制性地推上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