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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无为与有为（第6页）

举其偏以补其弊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

……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

（《对策》三）

董生所谓“道”

本来只是“所由适于治之路”

，本来只是人事，而非天道。

人事有所不到，便有偏有弊，这都是“道之失”

，即是人事之失。

补弊举偏，救溢扶衰，拨乱反正，这是改制，是变法，不是变道。

故他很沉痛的主张变法：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

虽欲善治之，无可奈何。

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无益也。

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

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

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

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

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

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

（《对策》一）

这便是贾生的有为主义。

贾生的有为主义得罪了当时的权臣贵人，终于迁谪而死。

晁错的有为主义终于害他自己朝衣斩于东市。

董仲舒的有为主义也使他下狱，定死罪，幸而不死，也落得废弃终身。

他们都是有为论的牺牲者。

然而董生自己不曾说吗？

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汉书》五六。

《繁露》三十二作“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

）

他们的积极有为的精神，不但建立了汉帝国的一代规模，还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政治思想与制度，他们的牺牲是值得我们的同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