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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价（第2页）

中中：中级公务员［小寺院的扎巴（命价五十至七十两）］

中下：平民［世俗贵族类（命价三十至四十两）］

下等

下上：［无主独身者，政府的勤杂人员（命价三十两）］

下中：［定居纳税的铁匠、屠夫、乞丐（命价二十两）］

下下：妇女、流浪汉、乞丐、屠夫、铁匠（命价草绳一根，《十六法》规定，下下等命价为十两。

）

这套法律不仅规定了命价，还规定了“血价”

——五官或四肢受伤致残，伤人者要根据具体情况，向受害者赔偿所属等级命价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29]

从上述数字看来，明末清初藏区的命价与明朝相比偏高，与清朝相比偏低，总体相差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无价”

的字样。

我们知道，这是主体自我估量的感觉。

法律表达了这种感觉，恰好表明了谁是法律的制订者。

不过，自我估量归自我估量，世界历史经验证明，最高统治者的生命并不是无价的。

1533年，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囚禁了印加国王阿塔华尔帕，双方谈妥，国王性命的赎金是一大笔金银，金银要在囚室内堆到伸手所及的高度。

这间囚室长约7米，宽约5米，据说堆积了黄金1.3万多磅，白银2.6万磅。

这就是印加国王的命价。

顺便说一句，皮萨罗得到金银后，照样处死了国王阿塔华尔帕，只把烧死改成了绞死。

这是一锤子买卖，不讲信用也难以报复。

如何看待官定命价的巨大价差呢？在当代人看来，蕴涵了人命不平等观念的法规不是很可恶么？这要看怎么说。

一二品贪官犯了死罪，法定赎金是一万二千两银子，如果坚持“与民同罪”

，一千二百两银子即可赎命，岂不是纵容大贪官犯罪？清朝督抚一级的大员，每年合法的养廉银就有一万两，够他们赎八条命了。

反过来，寻常百姓每年收入二十两银子，也要一万二千两赎金，这条法规便形同虚设。

人们对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确实不同，支付意愿也不同，命价在事实上就不可能相同。

清朝根据这些不同定出不同的价格，买不买听凭自愿，比起明朝的一刀切来，应该是一个正视现实的进步。

实际上，当代的命价也不一样。

同样死于交通事故，在现实操作中，赔农民的钱往往不及赔城里人的一半。

美国的价差也不小。

9·11事件后，联邦赔偿基金确定的遇害者赔偿办法据说有很大差别：如果遇害者是家庭妇女，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能得到50万美元的赔偿。

如果遇害者是华尔街经纪人，他的遗孀和两个孩子却能得到430万美元。

这种差距招致许多受害者家属的强烈抗议，美国政府被迫承诺修改赔偿金发放办法。

但是话又说回来，真要修改了，是压低华尔街经纪人的命价呢，还是提高家庭妇女的命价？经纪人一年就可能赚三五十万，纳税额也非常高，压低了明显亏待人家遗属。

把家庭妇女的赔偿金提高到430万，纳税人又会有意见：干脆你把我这条命也拿走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