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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与士阶层（第1页）

新思想与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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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识形态性的执政集团

分封制之外的士阶层形成于春秋，昌盛于战国，定型于汉唐。

就好像经理阶层依附资产阶级一样，士阶层依附国君。

帝国制度一统天下之后，士阶层面对着皇家垄断的人才需求，他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大大下降。

在诸多竞争性的学说体系中，董仲舒说服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家描绘的秩序为立国蓝本，儒家把这种秩序中最神圣最尊贵的地位赋予皇权，并献上臣民的忠诚和儒生的效力。

儒家集团是一个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党团，根据对孔孟之道的掌握程度，这个集团被不同级别的选拔和考试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授予相应的官职教职和特权地位。

作为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团体，儒家集团具有两重性：既是儒家道统的传承者，又是皇家法统的雇员。

作为法统的雇员，儒生出身的官员可能真心信奉儒家道统，更可能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

作为道统的传承者，儒家集团努力控制皇权，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甚至暗藏着对尧舜传贤禅让制度的幻想。

不过，在控制皇权的现实竞争中，儒生集团并不比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成功。

儒家集团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政治对手也不像欧洲那样四分五裂，因而，儒家集团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

2、解释变局的努力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打破了帝国的隔绝状态，中国被拉进了一个广阔而陌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竞争环境。

这相当于一次灾难性的环境突变，帝国制度对新环境的适应发生危机。

面对这种新局面，儒家意识形态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对策。

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对策，帝国延续官营工业的传统，在三四十年间建立了数十家以军火工业为中心的企业，但官营工商业照旧经营不善，甲午战争的失败更凸显了帝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弊端。

康有为用儒家的概念体系重新解释帝国的历史和处境，企图通过君主立宪的根本性变法赶超欧美。

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康有为对国内各大利益集团的看法过于简单疏阔。

中国思想领域群雄竞起，士大夫集团在各地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学会，在失去了传统指导的陌生环境中寻找行路指南。

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源于西方的学说纷纷登场，给出各自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争取各自的信徒。

三民主义开出了“驱逐鞑虏、建立民国”

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药方，将汉民族各阶层的不满集中于满清帝国的上层统治集团，瓦解了其所剩无几的威慑力和凝聚力，造成了“王纲解纽”

之势。

满清帝国很快就倒台了，民国的旗号很容易就挂上了，然而帝国专制制度的小农基础和官僚代理体制、帝国的种种新旧问题，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民国的旗号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