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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农业政策（第1页）

第七节农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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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农业发展状况不太理想，农民处境不佳。

若按经济部门的投资结构来看，1910—1913年，农业投资比重占到总投资的13.9%，而到1925—1929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0.9%。

从产值结构来看，上述两个时段的数据分别是23.4%和16.2%。

[117]当然，这些数据的背景之一是工业化。

由于工业部门发展的速度更快，魏玛共和国中期的农业生产指数尽管上升了19%，但相对地位还是不断下降。

经济大危机期间，农民再次陷入尴尬境地。

尽管生产指数相对工业而言是逆向运行，即略有上升，但农产品价格却不断下降。

农民希望通过增加产量来弥补收入上的损失，但在工业生产倒退的情况下，增加农业生产只能促使农产品价格进一步下降。

据德国统计机关计算，经济危机期间，德国农业总收入下降28.5%，大部分农业经营陷入亏损状态，抵押人实行大量扣押。

[118]

纳粹党的正式名称中尽管有“工人党”

字样，但包括希特勒在内的不少领导人，对农业和农民问题给予了程度不等的关注。

有人认为，纳粹党人对于农民和农业生产是相当重视的。

“第三帝国，或者至少是第三帝国的重要人物，想要成为农民国家（Bauernstaat），同时也想要有加速发展的工业化，这绝对不是误解或者宣传的技巧。

就像反犹主义那样，这属于少数的被坚定执行的纳粹生活原则。”

[119]

希特勒早在口授《我的奋斗》一书时，就赋予农业和农民阶层以崇高的地位：“维持一个健康的农民阶层作为整个民族的基础，这一可能性从来没有得到过足够高的估价。

我们如今许多的伤痛都只是乡村和城市人口间不健康的比例关系造成的。

一个稳定的中小农民阶层作为主干的存在，永远是抵抗社会疾病最好的保障，就像如今我们所拥有的那样。

而且这也是使民族在经济内在的血液循环中，获得每天面包的独一无二的答案。”

[120]1933年10月1日，担任总理的希特勒在毕克贝格（Bückeberg）国家感恩节集会上再度强调：“农民是我们民族最先进最深刻的代表，……农民们用大地的果实供养人类，用家庭的果实维续民族。

对农民，自由主义和民主马克思主义是如此的蔑视，而我们，纳粹主义革命则自觉地将他们看作是现在安定的支柱，是将来独一无二的保障。”

[121]

希特勒对于农民的友好态度可能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122]但毋庸置疑的是，纳粹德国农业部长达雷对于农业则持有理想主义的观点。

在主要由达雷构建的纳粹农业意识形态理念中，农民及农业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农民是民族的粮食供应者，是种族血源的守护神，是德国国防的重要支柱。

纳粹分子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到了保障国家粮食供应的重要性。

“在世界大战中我们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

超过75万人在战争中由于饥饿而死亡，这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十年来漠视国内生产基础的后果。”

[123]而透过世界大战中来自英国的“饥饿封锁”

，纳粹党人还看到了犹太人统治德意志的阴谋和“资本主义将民族经济交托给商业”

[124]的危险。

因此，出于国家和民族经济独立性的考虑，纳粹党十分重视粮食生产。

但是对于纳粹农业意识形态理念的支持者而言，重视农民和农业不单单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种族和社会问题。

达雷在其两本代表性著作《农民是北欧（诺迪克）种族的生命源泉》（DasBauerntumalsLebensquelldesNordisRasse）和《来自血与土的新贵族》（NeuadelausBlutundBoden）中，论证了日耳曼人属于农业民族的特性以及农民对于日耳曼人的种族意义，提出了“血与土”

理论。

他指出，植根于土地之上的农业劳动，并在有限的地理空间内对于影响血统传承的婚姻关系进行严格控制，保证了日耳曼民族有能力维系和繁衍自己纯正的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