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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迫害吉普赛人（第2页）

营地建成后，科隆地区所有居住在流动房屋里的吉普赛人，以及后来迁入者，都被迫把大篷车驶进该营地。

另外，享受社会福利的吉普赛人也被关进营地，即便他们原先有固定的住所。

非吉普赛人一律不准进入营地，不时有警察进去突击检查吉普赛人的身份证明。

吉普赛人可以离开营地去寻找工作。

但在1937年以后，只允许他们白天出去。

其他不少城市也设立了类似的营地，管理上基本相同，有些更为严厉。

如在杜塞尔多夫营地，非吉普赛人甚至不能进入营地去看望亲戚，也不允许隔着铁丝网互相交谈。

吉普赛人可以进入城市寻找工作，但他们离开营地时必须得到门卫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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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柏林将要举办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了将吉普赛人收容起来不让来宾们看见，在柏林郊区一座垃圾站内，建造了德国国内规模最大的吉普赛营地。

柏林市警察局长下令在普鲁士州内实施大搜捕，要在奥运会召开以前把州内所有的吉普赛人都控制住。

1936年7月16日，警察在柏林地区逮捕了600多名吉普赛人，并且把他们武装押送至营地。

该营地内停有130辆大篷车，但仅有3个水泵和2座厕所，卫生设施严重不足。

1938年3月，当局在营地内发现有170人患有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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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奥合并完成后，当局在奥地利也设置了吉普赛人营地。

与国内营地相比，它们更具有强制性，犹如以后设在东部地区的强制劳工营。

如建在萨尔茨堡的营地内，吉普赛人被禁止使用大篷车，三四百名被关押者居住在临时的木板房内，居住面积、卫生状况和居住条件都与国内营地同样恶劣。

吉普赛人只有在办公事时才被允许离开营地，还常常被征募去做苦役。

纳粹政府曾经打算制定一部《吉普赛人法》，由该法统一各种歧视和打击吉普赛人的措施，掀起一场“针对吉普赛人瘟疫”

的斗争，后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于是，纳粹分子就借助于其他法令法规和行政措施，加大对吉普赛人的打击力度。

如在实施《重设公职人员法》的过程中，吉普赛人也同样遭到政府部门和社会生活的排斥，他们被禁止从事大部分传统职业。

吉普赛人被迫进行登记和分类，然后以此为基础领取特别的身份证。

在实施《纽伦堡法》的过程中，内政部发布相关注释，把吉普赛人和犹太人及黑人一样，归入“具有外来血统的”

、在种族上非常特殊的少数民族，不享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公民权利。

随即，又严格禁止德意志人与吉普赛人、黑人及其后代通婚，将针对具有12或14犹太血统混血儿的法规应用于吉普赛人。

在举行奥运会前夕，内政部向警察部门和纳粹党地方当局就如何解决“吉普赛瘟疫”

问题发出通知，将已经在各地实行的举措规范化，其中包括把外籍吉普赛人驱逐出境、限制向吉普赛人颁发贸易许可证、对吉普赛人的指纹进行登记、实施大规模围捕等。

同时，希姆莱以全国警察总监的身份，就警察应该如何限制吉普赛人旅行和贸易自由的问题颁布了详细的规定。

1937年，内政部授权警察部门可以通过预防性逮捕的方法拘禁吉普赛人。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在国内仍然保持行动自由的吉普赛人立即被置于特别的排斥性政策之下，其中包括取消儿童的大部分受教育权利、剥夺社会福利、实行强制劳动和禁止出入公共场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