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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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社会统制与社会协调 第一 纳粹社会政策思想（第2页）

，最终克服“阶级癫狂和阶级斗争”

，“相互理解、融洽相处”

，“共同意识到肩负着维护民族精神的义务”

，“先公后私”

（Gemeinz），“统一意志”

，“为共同的利益服务”

[3]，以此为基础，组成一个“德意志共同体”

，去完成争夺民族“生存空间”

、实现雅利安人“主宰世界”

的使命。

纳粹当局强调，有利于构建民族共同体的企业，其厂主的领导权是“在保障工人社会福利的法律框架内”

获得的，[4]即企业主获得领导权的前提是要承担企业社会福利义务。

在纳粹分子看来，理想的企业主是目标明确、会算计、有行动能力的经济领袖，并且能够满足工人的社会福利要求，能鼓动追随者，带有明显的家长特征。

只有这样的社会经济领袖才能为提高民族生产打下企业基础。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Krupp，1812—1887）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模范企业家。

克虏伯公司是个父权式的企业，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的名言是“在我家和我的地盘上，我是主人，而且一直是主人”

[5]。

他拒绝让工人参与分红，但通过各种福利措施建立起员工与企业的紧密关系，如退休的“老克虏伯人”

定期聚会、对年轻职工进行培训、经常召开部门庆祝会和郊游、办企业报纸、成立企业体育协会、兴建企业医院、建造住房等。

1907年，公司已经建造了4560套住房，1925年“每10个埃森人中就有1个住在克虏伯的住房内”

。

然而，职工一旦参加罢工，就无权享用企业的福利。

克虏伯公司的很多职工由于害怕失去企业福利待遇，不敢参加马克思主义者组织的游行示威。

“克虏伯式的企业共同体”

常常受到纳粹报纸的吹捧：“他在自己企业里建立了一个抵抗红色欺骗的堡垒……如果所有的德国工业家都能这样，那么社会民主的种子就不会生根发芽！”

[6]除克虏伯之外，其他在企业中实行福利政策的企业家如曼内斯曼（Mannesmann）、西门子（Siemens）、蒂森（Thyssen）、蔡斯光学企业的恩斯特·卡尔·阿贝（ErnstKarlAbbe，1840—1905）等，也受到纳粹党的赞颂。

与此同时，纳粹党也强调要对企业实施强有力的国家干预。

希特勒批评大多数企业主缺乏整体眼光，只盯住一己私利，认为正是他们目光短浅的行为把工人推向了马克思主义。

为了制约企业主采取损害民族共同体的行动，1931年3月《纳粹党的经济政策基本观点与目标》草案规定，未来的纳粹国家要在承认私有制的基础上，保留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权”

，包括警告、处罚、国家监督、国家管理、没收财产等，“国家经济领导不能仅限于监督和事后干预，而是要提前让国民经济导入符合完成民族任务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