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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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其他社会集团的抵抗活动（第2页）

[26]然而，同年11月格尔德勒出访北欧，纳粹党徒趁机把铜像拆除。

格尔德勒回国后以强硬姿态要求复原铜像，遭到纳粹党大区指导处拒绝后，毅然辞去市长职务。

此时，原先一直邀请格尔德勒加入董事会的克虏伯集团，在希特勒的压力下放弃了承诺，而与当局保持一定距离的博世公司（FirmaBosch）却趁机聘请其担任顾问兼与官方交涉的代表。

该职务不仅使格尔德勒得到经济资助，而且能名正言顺地到各地活动，甚至走出国门。

1937年，格尔德勒先后前往比利时、英国、荷兰、法国、加拿大和美国，翌年又先后到过法国、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一方面了解国外的经济状况，开拓自己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努力让外国政要了解纳粹统治的真相，以及“另一个德国”

的存在。

他在一定的时候，就会写出国外考察的详细报告，分别寄给相关人员，其中包括戈林、沙赫特、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LudwigBeck，1880—1944）、陆军总司令弗立契、陆军总参谋部军需长弗兰茨·哈尔德、克虏伯集团和博世公司的董事长。

[27]格尔德勒在同外国政要接触后，提出了对德国外交战略的基本看法。

他认为，英国政府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废除《凡尔赛条约》以满足德国的要求，如果德国愿意保证欧洲和平，使英美两国有能力在东亚地区展开争夺，则它们会对德国有所补偿。

在此前提下，德国的殖民地问题、但泽走廊问题、合并奥地利和捷克苏台德区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获得解决。

德国走向世界市场和稳定马克币值等问题，也能在美国的帮助下得到解决。

但是，如果德国的行动导致了战争爆发，美国虽然不至于派遣军队进入欧洲作战，但是会给予英国以战争支持。

因此，为了德国的利益，政府不应该与西方大国急剧对抗，甚至不惜一战。

而当时，希特勒的各种冒险举动将会使德国陷入经济、政治，尤其是道德上的灾难。

基于此，格尔德勒逐渐成为一名坚定的反纳粹抵抗分子。

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积极与各方势力联络，组建起一个抵抗集团。

范围所及包括军队内中高级军官、企业界领袖、退休的政府高层官员、外交部内的反抗小团体、教会人士、社会主义者和工会领袖等。

除格尔德勒外，该抵抗集团内还有一些重要人物。

时任驻意大利大使的乌尔里希·冯·哈塞尔（UlriHassell，1881—1944）出身汉诺威贵族家庭，30年代初曾经对纳粹党抱有好感，希望它能领导德国走向强盛。

然而经过近距离观察后，纳粹领袖们的粗俗表现令其失望，而希特勒的内政外交政策更使其为国担忧。

他身为驻意大使，却反对德国与意大利结盟，认为这将给德国带来灾难。

1938年初被希特勒解职后，他进入企业界，利用原先在国外的人脉关系，为抵抗集团展开对外联络工作，并利用自己的贵族出身，同军方将领和克莱骚集团联系。

[28]约翰内斯·波皮茨（Johaz，1884—1945）自1932年起即担任普鲁士州财政部长，但因向往帝国时代，一直对魏玛政府持保留态度。

1933年希特勒执政时，他认为那将是一次真正的革命，相信一个威权主义的政府将领导德国走向强盛。

然而，纳粹当局的宗教政策，尤其是大肆反犹的行为，使其逐渐远离纳粹党。

尤其是欧洲战争爆发后，他深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不可能给德国带来和平，因而积极主张用政变的方式来阻止德国对西方国家发动进攻。

“周三社团”

（MittwochGesellschaft）是格尔德勒集团联系其他抵抗力量的重要环节。

该社团是一个学术团体，参与者中不少是高级官员、军官、工业界巨头和学术界人士，每次聚会都安排人作专题演讲，随后其他成员围绕该题目展开讨论。

1933年时，该社团的部分成员还是纳粹主义的支持者，赞同“领袖国家”

的原则。

但是随着当局毁约扩军、对外扩张的步伐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成员开始转变态度。

尤其是1938年苏台德危机发生后，不少成员因反对战争而成为反纳粹政权者，该学术社团也因此成了抵抗人士借以掩护的聚会所。

除了哈塞尔和波皮茨，成员贝克成为格尔德勒集团与军内密谋集团之间的联络者，而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延斯·耶森（JensJessen，1895—1944）则成为同克莱骚集团的联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