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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纳粹体制的调整与扩展 第一 国内政策的调整（第1页）

第十二章纳粹体制的调整与扩展第一节国内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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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战争爆发后，德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其中不少变化，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已经涉及，此处不再重复。

纳粹独裁体制自身的逻辑发展，以及战争环境对集权运作的推动作用，使得纳粹政治体制逐渐演变成朝廷式小集团统治。

国会的遮羞布作用早已**然无存，内阁作为整体也已名存实亡，部长们仅仅以部门领袖的个体身份接受希特勒召见并为其效力。

1939年9月1日，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希特勒指定戈林为其合法继承人，即一旦他在战争中遭遇不测，戈林可以自动升格为元首。

赫斯作为纳粹党的元首代表，在希特勒忙于战争和国务的情况下，基本上垄断了党务工作，此时又被指定为第二继承人。

然而，1941年5月赫斯神秘地私自驾机飞往苏格兰后，马丁·博尔曼的地位急剧上升。

同赫斯相比，博尔曼更热衷并擅长于弄权，而希特勒的交往圈越来越小，最后形成了希特勒之下的“新三头政治”

，即博尔曼、总理府主任拉莫尔斯、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三人活跃在希特勒周围，试图控制更多的统治权力。

这一状况引起其他人不满，戈林轻蔑地称他们是“东方来的三位贤人”

，说他们构成了“博尔曼-拉莫尔斯-凯特尔三头政治”

。

戈林称自己“从内心里”

憎恨拉莫尔斯，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官僚，正试图恢复文官统治，而凯特尔是“一个绝对无足轻重的人”

，只不过受博尔曼和拉莫尔斯两人的操纵。

他感到难以把握的是博尔曼。

戈培尔试图拉拢戈林去说服希特勒，把政治领导的职责移交给已经存在的内阁国防委员会，从而把“三人委员会”

排挤掉。

但戈林顾忌博尔曼的能量，临阵退缩，于是戈培尔改变策略，与博尔曼合作，[1]这样进一步提升了“三头政治”

的地位。

希姆莱则大肆扩展党卫队的实力，以此作为参与权力角逐的资本。

内阁从整体来说基本上名存实亡，战争期间从未举行过全体会议，但“部”

的设置还是在发生变化。

除了下文要提到的增设军备与军需部，1941年7月17日还增设了东方特区部，由罗森贝格任部长。

该部在管辖范围方面与内政部有交叉，故而进一步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摩擦。

在地方上，以党代政的目标早已实现，但随着战争的来临，大区领袖的权限可能会受到军方的蚕食。

为了杜绝这种风险，战争开始不久，依据纳粹党大区的区划设置了国防区，大区领袖兼任区内的国防专员（Reichsverteidigungskommissare）。

1943年，随着德国反空袭任务的加大，大区领袖的权力也逐渐增大。

[2]

在经济领域，由于希特勒注重维护私有制，注重实行“浅度军备”

以保证民众的士气，所以在战争初期没有实施强有力的变革措施。

在1938年改组武装部队指挥系统时，他在最高统帅部内设置了由格奥尔格·托马斯（GeThomas，1890—1946）主持的军事经济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