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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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鼓励生育（第4页）

管理人员是经过培训的员工，他们得到了年龄较大的学校女生和女青年团员的帮助。

入托者为两岁以上的儿童，身体健康，且无人照看。

他们都经过医疗检查，并填写健康问卷。

1934年，全国有600所此类中心，1941年增加到8700所。

[63]它们同样肩负有进行纳粹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

除了帮护会，“德意志妇女工作”

（DeutschesFrauenwerk）组织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妇女拥有更多的小孩。

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建立“国家母亲服务站”

（Reichesmuetterdienst），该机构由民族社会主义福利会、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合会和德意志劳动阵线共同管理。

它们雇用富有经验的年长妇女组成福利小组，建立“母亲学校”

（Mutterschule），提供四到六周的课程，开设关于家政管理、健康防护、婴幼儿养育等课程。

至1939年3月，它们为170万名妇女提供了培训，1941年时已建立了517所“母亲学校”

。

[64]

提高出生率的另一项措施是打击堕胎行为。

早在1930年3月12日，纳粹党还未上台执政，其国会议员就提交过一份议案，称“任何人如果想人为阻止德意志民族的自然繁衍，损害德意志民族，或者通过言辞、出版物、画报以及任何其他手段鼓励这种行为，或者任何与犹太血统或其他有色种族相混杂从而导致种族退化和德意志民族解体的人，或者威胁这样做的人，都应该以叛卖种族罪受到审判并定罪”

[65]。

纳粹党上台后，立即于1933年5月6日关闭了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Hirschfeld，1868—1935）于1919年在柏林开设的性学研究中心，同时还关闭所有的性问题与婚姻问题咨询中心，销毁所有的研究论文、书籍以及教育材料。

当局限制民众使用避孕用品。

在希特勒看来，“使用避孕用品意味着对自然的侵犯，是女性气质、母亲品性和爱的退化”

[66]。

限制手段是禁止避孕用品的销售广告，同时以防止性病和**物品传播为名，规定向公众演示、推荐或提供关于避孕的手段和信息者，将处以一年以下的普通监禁或罚款。

1933年5月26日，一项政府法令将魏玛时期被废除的《德意志帝国刑法》第219条与220条重新引入刑法。

第219条规定，任何人出于经济目的，获得、应用或管理一切用于使怀孕妇女堕胎的工具和手段，将处以最高十年的重罪监禁。

纳粹当局为该条增加了新的内容，规定任何人刊登堕胎广告，或者在文章及工作程序中推荐，或者将之介绍给普通公众，即处以罚款或不超过两年的普通监禁。

但是，该规定不适用于专门由内科医生及医学期刊上使用的医疗指南。

第220条规定，任何人有目的地使怀孕妇女在不知情或不愿意的情况下实施堕胎，将处以不低于两年的重罪监禁，如果其行为导致怀孕妇女死亡，则处以不低于十年乃至终身重罪监禁，但如果以挽救怀孕妇女的生命为目的而实施堕胎，则不构成犯罪。

新增加的内容规定，任何公开或间接提供堕胎服务者，也将处以罚款或最高两年的监禁。

1934年10月，盖世太保组建了一支专门的队伍与同性恋作斗争，这支队伍很快发展成“反同性恋与堕胎局”

。

在1935—1939年，有95名职业堕胎手被起诉，其中90%以上是妇女，她们被判处了1—8年的监禁，平均刑期为4年。

由于合法堕胎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终止妊娠的人数减少得很快，从1932年的34690人下降到1936年的4391人，1937年进一步下降到3400人。

同时，对非法堕胎的打击也越来越大。

其中罚款的比重下降，从总案件的33%降到11%，而判刑的比重上升，1935年达到85%，刑期也比1933年以前更长。

除此之外，纳粹党还强迫未婚男子以及1938年以后无子女的夫妇缴纳额外的税收，数目为他们收入的10%，以此作为对他们“拒绝繁殖”

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