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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妇女政策（第7页）

1940年，劳动阵线宣布为女工建立度假村，让军工企业的女工得以在其中带薪休假两周。

在女工休假时，女大学生将顶替她们从事至少三周的义务性劳动。

1940年一年，全国就有约6000名女工受益。

[142]

然而，当局吸引女性就业的努力成效并不大。

从统计数字上看，1939—1945年间女性劳动力仅从1460万上升到1490万，而且在1941年一度下降到1410万。

[143]直到1942年4月，女性劳动人口仍然低于战前水平。

[144]事实上，由于1939年单身女性的就业率已经达到90%，所以对于政府来说，可供动员的对象主要是已婚女性中尚未就业的23人口。

但这部分人群本身并没有参加工作的愿望。

由于政府坚持自愿原则，因而很多女性的反应非常消极。

如在德累斯顿，政府通知1250名妇女参加征召大会，而实际到场的只有600人，其中仅有120人表示愿意参加劳动。

1941年在哈勒，120名被邀女性中只有40人到场，其中仅有20人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魏玛、多特蒙德、亚琛等地。

在哈勒，经过相关人员的不懈劝说，与会87位妇女中只有5人同意全日工作，另有5人同意半日工作，剩余77人中只有少数人能够给出不参加工作的合理解释。

[145]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很多。

纳粹党和希特勒关于女性职责的定位和保持后方士气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已婚女性的选择，也制约着各级领导人对女性动员的热情。

同时，经济措施也难以完全配套。

欧战爆发后德国女工的工资确实增长较快，男女工资差距有所缩小，但政府一直不愿意推行男女同工同酬。

1939年，劳动部规定女性的工资应是男性的75%，194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80%，[146]但一直不肯再度提升。

按照希特勒的说法，工资不仅与生产效率有关，而且受制于个人的生活需求。

由于男性需要供养更多的家庭成员，所以收入理应比女性高，如果男女工资平等了，就会破坏家庭中夫妻关系的和睦。

当局还担心，在消费品短缺的情况下，提升女性工资会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

另一项阻碍女性就业的经济措施是当局在战争之初推行的“分离补助”

政策。

政府为了保证军队的士气，稳定军心，于1939年10月引入一项战时补贴规定：那些被征召入伍的士兵，妻子可以得到一项补贴，数额相当于其丈夫原有收入（包括现金、租金、保险费等）的85%。

但这项政策仅仅适用于没有参加工作的妻子，并且其丈夫是在战争爆发后参军的。

对于那些有工作的妻子，其补贴数额将视家庭收入情况，可减少达45%的幅度。

[147]这一补贴幅度高于其他交战国。

在德国，战争爆发后本来就有很多人结婚，而“分离补贴”

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使得1939年比前一年多出了13万对新人，创造了最高的结婚记录。

此外，当局所热衷的“劳动服役”

活动，非但没有起到预期中的作用，反而分流了日益紧缺的劳动力。

因为参加该活动的年轻女性，通常是纺织业、成衣业、烟草业和公司机关的潜在劳动力。

她们在从事“劳动服役”

活动期间，每天都要进行体育锻炼和政治学习，加上往返劳动地点与营帐的时间，实际上真正从事劳动的时间并不多，形成工作能力的浪费。

对中产阶层女性来说，还有一层原因，即非常不希望与下层妇女在一起劳动。

面对政府的战争动员，她们要么继续出现在咖啡厅和网球场，要么到行政管理部门或诸如公共运输、邮政、通讯、社会工作部门等工作轻松、待遇较好的工作部门谋个职务，以逃避工厂劳动。

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德国急需大量补充兵力，劳动力进一步紧张，希特勒在戈培尔、阿尔伯特·施佩尔和其他高层官员的压力下，终于同意于1943年1月27日颁布《战时劳动力动员法》（Arbeitskr?fteMfürKriegseinsatz，亦译《征募法令》）。

该法令规定，所有年龄在17—45岁之间的妇女，均有义务进行登记以供征调，但符合以下条件者可以免除登记：在公共服务部门、武装部队、农业领域、健康中心工作者；工时超过每周45小时者；孕妇及有一个6岁以下或2个14岁以下孩子者；学生和在劳工服务部门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