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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2（第4页）

在北面和东面都出现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大顺军领导集团立刻陷于左右为难的被动地位。

李自成只好顿兵不进，等待进一步的消息，何方吃紧即率主力驰向何方。

这说明，大顺军发动的怀庆战役虽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却改变了整个战略态势，把两路清军主力都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

多铎部清军暂缓南下，使南京的弘光朝廷得以继续苟延残喘，其统治集团的决策人物如朱由崧、马士英、史可法之流的目光短浅、侥幸图存和敌视人民则暴露得淋漓尽致。

在阿济格、多铎两大主力全部投向陕西战场同大顺政权一决雌雄的时候，清廷在畿辅、山东、豫东部署的兵力相当有限，只留下肃亲王豪格带领为数不多的军队扼守黄河。

甲申、乙酉（1644—1645）之交，多铎部同大顺军展开潼关战役时，南明河南总兵许定国驻守于睢州，私下派人同清方接洽投降事宜，豪格回信让他把儿子送来充当人质，而对于许定国要求派清军过河接应则以“未奉旨意”

加以拒绝。

这不仅证明豪格所部清军数量不多，而且说明清廷实权人物多尔衮也深知自己在整个华北地区兵力单薄，不敢轻举妄动，以免同南明军队发生正面冲突。

弘光朝廷任命的山东总督王永吉派人侦得“建州精骑尽往征闯，北直、山东一带皆单虚”

，向朝廷建议：

臣近闻西安已破，流贼败走汉中，不胜踊跃，继又不胜忧疑也。

虏乘虚击贼，所向披靡，其气必骄。

向屡入内地未逢敌手，今见国家新创，半年以来未能出门一步，其心必懈。

骄与懈皆犯兵家之忌。

若简骁劲马步一枝，直走开、归，进窥曹、单，防其抄袭淮阳，为正兵；以骁劲马步二枝，疾趋沂、济，为奇兵，电击星驰，计日而可复二城。

若二城既复，兖、济、临、德遂成破竹。

军声一振，青、齐豪杰响应，土兵民马、铳炮军资，远近辐辏，联络犄角，攻其无备，必建奇功。

盖当此内外凋敝时，须破釜沉舟决一死斗。

倘欲动出万全必胜之策，实无此策。

臣不胜踊跃者此也。

若谓长河、长江，未必直称天堑；一番挑激，彼必速来，殊不知奴虏虎视中原，意欲并吞天下。

特与逆贼相持，不暇倾巢压境耳。

今西安破陷已真，虏既入陕，寇复入川，宣、云、秦、晋、东、豫、荆、襄，胡马进退自由，前无所牵，后无所掣，全副精神总在江南，纵不挑而激之，能保其不投鞭而问渡哉！

臣不胜忧疑者此也。

……昔齐人有乘势待时之说，今有势可乘，无时可待，过此以往，事变愈多，日益忙乱矣。

[123]

江西总督袁继咸也上疏说：“闯为虏败，虽可喜，实可惧。

虏未及谋我者闯在耳。

闯灭，非江南谁事？”

[124]王永吉、袁继咸的奏疏都是在清军击败大顺军、占领西安以后，主张趁清军主力仍在陕西的时机派军北上。

就战略而言已经迟了一步，但毕竟提出了积极防清是当务之急。

可是，大学士马士英、史可法唯恐出兵黄河流域收取山东等地，将触怒清廷，引火烧身。

阶级的偏见、生活上的苟且偷安使他们利令智昏，幸灾乐祸地按兵不动，让清廷得以集中兵力打败大顺军，控制区扩大到整个北方。

事实证明，史可法、马士英都是政治庸人，他们的政治眼光远在王永吉、袁继咸之下。

我们有理由相信，多尔衮等清廷决策人敢于在几个月时间里把几乎全部主力投入西北一隅，正是依据各方情报，估计到弘光朝廷不会有什么动作。

东线无战事，给满洲贵族提供了利用汉族内部纷争各个击破的大好机会。

弘光朝廷愚不可及地推行消极避战的“借虏平寇”

政策，直接导致了自身的覆亡。

[1]　参见1980年8月出版《清史论丛》第二辑载拙文《论清初社会矛盾》。

[2]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九，《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